從觸覺的倫理到後新冠時代:卡尼《Touch: Recovering Our Most Vital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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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Yu Hui    難度:★★☆☆☆

 

  對哲學家卡尼(Richard Kearney)來講,2020 年是獨特的一年。2019 年末,新冠肺炎出現,全球關注。不消半年,病毒越洋而至,身在美國的卡尼因應波士頓學院的指引,在學期中就中止當面授課,春季學期變相提早結束。生活和教學受新冠病毒影響在所難免,但除此以外,卡尼的寫作計劃亦受到牽連。早在新冠病毒出現前,卡尼已着手寫作一本關於「觸覺」(touch)的書,從哲學、語言、神話、文學,甚至流行文化的角度,重新審視觸覺的重要。本來,書稿已大至完成,但新冠病毒橫空出現,卡尼想到:在此時此刻推出一本探索觸覺的書,怎麼可能不討論疫情中的社會?或者,換另一個角度講:口罩和社交距離成為生死存亡的大事,這不是我們重新審視觸覺的最好時機嗎?

  Touch: Recovering Our Most Vital Sense (或譯《觸覺:找回最重要的感觀》)在2021年初出版,除了在正文中不時談到觸摸成為禁忌的世界外,卡尼亦在書末加了一章,集中討論新冠病毒為觸覺的哲學帶來的啟示。

 

觸覺的遺忘

  新冠病毒的出現為這本書帶來新的課題,但既然著作計劃早在疫情橫行前就已定好,那卡尼一開始為何對「觸覺」感興趣?卡尼答道:「觸覺是被我們遺忘了的感觀。這一點跟視覺對比就很明顯了。日常生活中,我們最依賴的感觀,無疑是視覺。現代人幾乎沒有一刻是與互聯網隔絕的。隔着螢幕,我們就能『看』到整個世界。我們好像不需要置身於場境中,就能看到所有。我們沒有被觸碰的可能,亦沒有被觸碰的需要。在現實的人際交流中,我們會看到對方,但亦保留了觸碰對方的機會。」我笑言:「但在疫情下,這就成為禁忌了!」卡尼笑了笑:「對!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契機,在觸覺突然缺席時,我們會更易察覺它的重要。但很明顯,數碼化的人際交流完全傾向了視覺。想想現在流行的交友程式,視覺主導的情況就很明顯了。」

  現代社會因應着數碼化的方便,形成視覺中心的文化。但卡尼在書中指出,人成為「視覺的動物」,在西方哲學中早有苖頭。卡尼一邊用右手食指向天比劃,一邊說:「柏拉圖(Plato)的哲學教我們,人就是『所有存在的觀察者』(Man is the spectator of all existence),所謂『人』(anthropos),就是『仰視者』(upward gazer)。柏拉圖教我們,人最重要的感觀是視覺,藉着視覺,我們能超越自己所在的大地,仰望繁星。」相比起柏拉圖,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則更重視觸覺。「亞里士多德說觸覺是人最普遍的感觀。儘管我們睡着了,我們的身體仍然透過觸覺感知到溫差和壓力等環境變化。而且觸覺擁有視覺和其他感觀都沒有的特性——可逆性(reversibility)和交互性(reciprocity)。我們可以看到人而不被看到,聽到人而不被聽到,但一旦我觸碰到他人,我就已經同時被觸碰了。」觸摸外物是人打開世界的活動,但被外物觸摸,則是提醒我們,自己亦是萬有之一,和他人一樣脆弱,而非凌駕世界的觀察者。「然而,結果是柏拉圖勝出了這場觀念的比拼。往後的西方文化發展都以視覺為中心,把人和世界與他人的關係理解為視覺般的關係。人能看而不被看見,好像人超越於世界而統治世界一般。」

 

觸覺的倫理學

  為了對抗觸覺的遺忘,卡尼說我們需要一種「觸覺的倫理學」(ethics of touch)。「西方傳統的主流倫理學都以人為中心,強調單向的、由人自身出發的關係。康德(Immanuel Kant)的倫理學就是一例。由人出發本身不是問題,但我們更需要一種雙向的關係,除了由人出發,亦回歸到人,除了強調人的行動,亦強調人如何脆弱。」重視觸覺,亦即以觸覺為模型出發,重新構想人與世界的關係。人是萬物之一,與萬物互動。「讓我舉個例子,當代的環境倫理學。由人類中心的角度出發,我們很容易把自然視為人任意操縱的資源。如果由觸覺的角度重新構想人與自然的關係,我們或可減少人類以萬物的主人的姿態,對環境的破壞。」

  除了人與世界的關係,卡尼的觸覺倫理學亦重視人與人的關係。「鄂蘭(Hannah Arendt)記述過一個例子。二戰後,以色列捉到一名納粹的高層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審訊時,艾希曼講述自己當年沒有特別憎恨猶太人,只是執行上級交予的任務云云。這些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事了,但較少人提的,是艾希曼講了一個他與看守他的勒斯上尉(Captain Less)的故事。在囚期間,艾希曼和勒斯上尉有很多機會交談。在這些交流中,他們成了朋友,艾希曼發現對方跟自己一樣,有家庭,有子女,有一隻狗。他發現眼前的是一個猶太人,但他跟自己沒甚麼分別。他在庭上說,若當年意識到這點,他就不會執行上級的命令,把數十萬的猶太人送往集中營。」如果艾希曼當年不是只「看」着猶太人的數字,而有把一個個猶太人視為共在於世、與自己相似、互為交流的個體,也許歷史慘劇會有一點不一樣的發展。

 

數碼科技與觸覺

  回到視覺中心的問題上,既然我們逐漸數碼化的世界有引致極端視覺中心文化的危機,這是否意味着我們要拒絕這個趨勢?卡尼張開雙手,連忙解釋:「不,這不可能,亦不明智。我認為,重要的是重新連結(reconnect)。我們需要的,不單是連接到互連網上,亦要想方設法,重新與我們的現實、肉身和觸覺連結。」卡尼的意思,是要我們擁抱數碼世界的便利,又從中找到回歸觸覺的路徑,但這可能嗎?卡尼答道:「讓我舉兩個例子。很多流行文化的作品,例如電影《觸不到的她》(Her)和《智能叛侶》(Ex Machina),都已經有在反省科技的發展與人的數碼化的相關問題。我們可以把這些作品視作數碼技術的自我批判(auto-critique)。另外,我們亦看到各種利用數碼科技的便利造的試驗。2019 年就有一個試驗,邀請參加者戴上觸覺背心(Haptic Vest),再以各種工具輔助,讓他們感受像一棵樹般存在——在風中搖曳、向四方八面生長等。當然,這些技術,還有擴張實境(augmented reality)等技術都還是起步階段,但如果利用得宜,我們就會有很好的工具,補足現時視覺中心的文化。」

 

後新冠時代:數碼數碼科技與觸覺的共生?

  卡尼的書,最後以討論新冠病毒的一章作結。從回歸觸覺的哲學立場看,這次的疫情有沒有帶給我們一些啟示?「這是我還在思考中的問題,畢竟很可惜地,疫情還未離我們而去,但我認為起碼有幾點是值得我們思考的。第一,疫情可算是個提醒——我們一直太習慣把觸覺視為理所當然了!肌膚是全的身最大的器官,但我們往往最忽略它。只有當觸摸成為禁忌時,我們才意識到它的重要。我們看到,世界各地很多臨終病人沒法在最後的時間觸摸一次他們的家人,是莫大的遺憾。這是透過螢光幕的『看』所無法取代的。」卡尼在書中引用很多醫療個案,指出在治療過程時,觸摸病人常有很大的醫療效果。

  「第二,疫情帶來一個契機,讓我們重新想像如何使用數碼科技。這些溝通方式其實一直都存在,但我們往時沒認真思考如何好好地運用它。例如把學術會議轉移到網上去。當然,這是非常不一樣的經驗,但我們不用邀請世界各地的學者飛到會議地,這對環境不是件好事嗎?可能這是少數疫情帶來稍為正面一點的東西。」

  最後,我問:「你會如何想像後疫情的時代?」卡尼呼了一口長氣,說:「我不知道後疫情的時代會怎樣,但我知道它應該要邁向一個數碼科技與身體共生的時代。疫情一方面提醒我們觸覺和身體不可取代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刺激我們重新想像數碼科技可如何運用。後疫情時代需要的,就是思考如何讓這兩個悲痛的收穫得以並存。疫情過後,我們可能會復歸日常,但我認為我們不該就此復歸日常。」

 

原文刊於 2021年12月29日《明報》)

Yu Hui

無法容忍自己的平庸。興趣是了解比自己聰明的人想了些甚麼。 →→打賞荼毒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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