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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Yu Hui 難度：★★☆☆☆
卡尼（Richard Kearney）是在歐美頗負盛名的哲學家，著作、研究興趣也很廣泛，其中一些作品亦曾被翻譯成中文。早年他的研究關注詮釋學（hermeneutics）和想像力的問題，對宗教哲學和倫理學也寫了很多專書和論文。近年他又十分重視「款待」（hospitality）這概念，最近又出版了一本討論觸覺（touch）的書。除了在學術世界推進哲學研究外，他亦是公共知識分子，在2002年成立名為「The Guestbook Project」的計劃。旁人看來，他的研究五花八門，但他自己又怎麼看？有沒有一個問題能貫穿他的哲學思考和其他工作？
■ 敘事的想像
「有的。我認為『敘事的想像』（narrative imagination）是我至今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我記得小時候看過一齣劇作，名叫《The Playboy of the Western World》，內容大概是講述一個少年人來到愛爾蘭西部的一條村莊定居，村莊的人好奇問他搬來的原因。少年人杜撰了一個故事，說自己是為了公義和真理被迫流亡至此云云。有趣的是，村民都相信了他的故事，為村莊多住了一個有正義感的年輕人而高興。隨着故事發展，少年為了讓村民們相信自己的故事，真的開始做了很多正義的事情，慢慢真的變成想像中的自己。這個故事雖然是虛構的，但卻很深刻地表達了一點——敘事和想像有改變、甚至創造一個人的力量。我對這種力量深深着迷。」
然而，想像力和敘事的力量並非只有正面的效果。「我們不能否認想像和敘事亦有摧毀（destructive）的一面。希特拉、墨索里尼的政治力量都是建基於法西斯主義的故事啊！我成長時的愛爾蘭，到底你相信敘述統一的聯合王國的故事，還是相信統一愛爾蘭的故事，就決定了你的世界觀和政治行動。這些都是政治上的例子，人的想像作為意識形態呈現，創造了不同的政治力量，卻又因而帶來不同程度的暴力、壓迫和混亂。」
■ 想像的創造與破壞
想像力能有創造和生成（productive）的面向，但同時又具備破壞和摧毀的能力。那麼，我們應如何在理論和實踐上區分兩者？這正是卡尼在哲學上一直追問的問題。他進一步解釋道：「在美學（aesthetic）的問題上，如果我們想讓想像力發揮它應有的創造力，我們就不能在任何情況下對之施加限制。但另一方面，在倫理學上，想像力的應用又引申各種問題。」我追問：「例如是剛才提到，敘事帶來的各種政治暴力的問題嗎？」卡尼答道：「對的。還有就是敘事本身的壓迫，例如色情作品把人物化，其實這都是一個敘事的過程，而這個故事卻帶來壓迫。如果把『敘事的想像』放到倫理學的框架看，我們會發現這種想像力的運用與人的身分和自我了解有很大的關係。舉個例，安迪沃荷（Andy Warhol）把同一幅瑪麗蓮夢露的相調上不同顏色，再拼湊在一起，這個藝術品可以被詮釋為正在追問『誰是瑪麗蓮夢露？』瑪麗蓮夢露本人當然不是這些圖像（images），但她的『本人』又與他人對她或是她對自己的想像相去多遠？」據說，夢露本人也是因自己的真實人生與影視世界和公眾對她的想像的落差而輕生。
不當同敘事之間出現衝突，人無法找到一個統一、融貫的故事理解自己，悲劇因而產生。人的自我理解和敘事的想像，兩者關係十分複雜。卡尼的哲學思考就直指這倫理學無法不回應的核心問題。
■ 從想像到款待
由自己的故事建立身分，由身分引伸行動，這似乎是卡尼倫理學思考的起點。我很好奇，這是否他關注「款待」與「陌生人」（stranger）的原因？卡尼傾身向後，靠着椅背，想了想，再答道：「想像和敘事對『款待』的實踐十分重要。畢竟沒有人會反對這是一個德性啊！但問題是，在具體的處境，我們要對誰好客？誰是朋友、誰是陌生人，誰又是敵人？不想款待和好客變成抽象的德性，我們需要故事，需要聆聽他人的故事。我們需要賦予他人的困難與痛苦一個故事，從而恰當地理解他，再由此開始思考款待的問題。很多時候，暴力和壓迫就是由於一方人看不見、聽不到他人的故事而造成。例如，有些人對難民湧入自己的國家本能似地排斥，但他們或許沒有看見難民的故事，沒有看到他們為何要離開家園，為何冒着生命危險都要跨越邊境尋找庇護。」這當然不是說了解他人的故事就必然可以解決所有紛爭，也不是樂觀地設想所有的衝突都是源於誤會，但從有血有肉的故事切入，放棄抽象的標簽，改為着重每個人的獨特故事，很多不公義和暴力都或許可以避免，款待陌生人才得以可能。
卡尼補充說：「引用我的老師呂格爾（Paul Ricœur）一本書（按：From Text to Action）的名字，這可以算是一個由文本轉入行動的過程。款待是一種德性，但他需要敘事的想像給予他血肉。」
聽到卡尼對在現實世界行動的重視，我想到他的「The Guestbook Project」。這個計劃邀請來自世界各地兩極分化社會的年輕人分享他們各自的故事和經歷，從而找尋互相理解的基礎。「『The Guestbook Project』是在現實世界實踐敘事的想像和款待的哲學的嘗試。正如剛才所講，所有的文本都由行動而來，最後復歸行動。『The Guestbook Project』的立意，是想在兩極化的社區中創造一個諒解得以可能的處境，由年輕人作橋梁，請他們講述自己的故事、聆聽和代入對方的故事。最後，亦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嘗試由雙方共同講述一個新的故事。透過共同創作第三個故事，兩者的經歷被雙方肯認，而雙方亦能由自己承擔着的故事中解放出來。」
■ 對權力講真話
「The Guestbook Project」可算是卡尼作為公共知識分子介入社會的方法，但哲學家是否有責任介入社會？卡尼說：「我不認為哲學家有責任介入社會，但社會中有某些哲學家化身公共知識分子，往往是一件好事。社會需要有人對權力講真話（speak truth to power）。當然，這不是說我們要把哲學『政治化』（politicise）——柏拉圖在敘拉古（Syracuse）就搞得相當失敗了。
我們需要哲學家向權力講真話，但不需要哲學家掌握權力。柏拉圖「哲人王」的理想當然看似天荒夜談，但歷史上仍不乏跟哲學有淵源的掌權者。卡尼回應：「沒錯。但例如哈維爾（Václav Havel），他是捷克共和國總統，不是總理，角色更似象徵意義。看到哲學家掌權，我們不禁要問，他還有幾多哲學剩下來呢？我們需要的，是智性的獨立，從任何權力關係中獨立。」卡尼專研法國哲學，恰巧時任法國總統馬克龍亦曾修讀哲學，更曾任卡尼老師呂格爾的助理。「馬克龍每隔一段時間會訪問一個歐洲國家，跟當地的哲學家見面。早前他訪問愛爾蘭，我跟另外兩位愛爾蘭學者作為代表跟他見面。這可算是他保持哲學地獨立思考的方法，在投入日常政治工作之餘，亦為哲學保留獨立的空間。另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沙特（Jean-Paul Sartre）和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他們以哲學家的眼光評論和參與社會運動，亦組織大小的抗議，卻從來不是任何黨派的成員。」
哲學求真，而社會需要有人勇於對權力講真話。在這意義下，哲學本身就成為一種抗爭。「哲學不需要是當權者。我們往往在街頭中的各種抗議和抗爭運動中才能見到哲學的角色。」卡尼看着我，笑了笑說：「我知道你對『暴力』這議題很感興趣。在我看來，哲學作為一種抗爭，是一種非暴力的抗爭。當然，在很多情況下，例如出於自衞，在抗爭中使用暴力是需要的——但暴力作為獲得和平的手段，我認為還是應盡可能避免。」
（原文刊於2021年12月22日《明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