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荼毒室明報專訪】情景代入練習﹕如果我是陪審員

文：曾曉玲   編輯：馮少榮

　　七百三十萬人裏被選中的八人，掌握了前特首曾蔭權的命運，只要八人當中對他是否涉及收受利益罪形成 6：2 或 7：1 的陣勢，裁決就會有結果，但最後這個局面沒有出現。

　　陪審團共九個席位，法例規定最少要有七人。香港陪審員制度源自英國，有八百年歷史，可追溯至英王亨利二世讓陪審團參與土地業權爭議的訴訟，從鄰里選出陪審員，十二人宣誓證明擁有業權的一方勝訴。陪審團制度在一八四五年引進香港，考慮到香港人口較少，當時更要符合財產資格，合資格的人相當有限，最初定為六人組成。

　　想像你與全部香港居民掉進一個篩子：二十一歲至六十四歲；「品格良好」；「精神健全」及無失聰、失明等「無行為能力」情况；語言能力足以明白以中文或英文進行的法律程序，便合資格掉往下一層。如果你的職業不是立法會議員、警察、消防員等公職人員，又不是醫生、執業律師、報章編輯、牧師等等可獲豁免的身分，你便有機會被傳召到法庭。接下來是命運，抽籤中了的話，如果你沒有向法官提出買了機票去旅行、不喜歡被告等理由說服法官放你一馬，控辯雙方亦無反對，你便成為陪審員了。

　　是的，概括來說，當上陪審員只是一個偶然，你可能明天就收到傳票。而即使不是陪審員，大眾亦興高采烈地評論高官案、兇殺案、性侵案裏陪審團的決定，就算沒坐上法庭，網上也有「公審」。人人都係「陪審員」，唔通人人都好似陪審員一樣討論案件？

　　我們與「好青年荼毒室」成員嚴振邦及李四嘗試代入陪審員的處境，從哲學人角度出發，審視人如何思考與討論。

1.如果我是陶傑fans──偏見與客觀

　　陪審員各有背景，但又不能被一己偏見影響裁決。到底如何才是「客觀」？人是否能夠不理個人因素「客觀思考」？

　　李四﹕「客觀就是objective，獨立於個人的觀點，事實本身是如何，那便是客觀。最典型的例子是科學，科學發現就是客觀，就如地球繞太陽轉，這是客觀的。那我們怎知道地球繞太陽轉是不是事實？那就看你疑心有多重，的確它有可能是錯的。我們站在地球上，看到太陽，便容易覺得太陽繞地球轉，這其實是我們的主觀視點。人類在現代科學革命之後，建立了很多方法，正正是助我們擺脫個人主觀的視點，可以逼近真相。 但這不一定是對的，仍有可能是錯。」

　　嚴振邦﹕「如《快思慢想》一書所言，人思考的時候，會受一些心理機制所影響，這些機制在很多時候可以幫我們更快做一些大致上正確的決定，以助我們生存。但要客觀思考時，這些心理機制反成障礙，往往使我們掉進了cognitive bias（認知偏差）而不自知。舉個例，有很多實驗顯示，若在西方社會求職時用白人男性的名字，就算一模一樣的履歷，都會比用女性或其他種族的名字得到更多回應。有趣的是，就算在大學中受過高等教育的教授，用白人男性的名字給他們發電郵，得到回應的機會也較女性或其他種族為高。人的思考受着很多其他因素限制，不容易真的客觀。有時甚至很自覺要避免認知上的偏頗，但還是不能控制。 這不代表人就注定不能不受私人因素影響去客觀思考。例如很多教授收論文時叫學生不要寫上姓名，人會研究怎樣可以客觀思考，努力改善。所以要不受其他因素影響而客觀思考是有點困難，但不一定不可能。」

2.如果奧巴馬是「團友」──身分、階級的「牙力」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日前在芝加哥一所法院出現，參與陪審員遴選，風頭一時無兩。如果你獲選陪審員，下一個抽中的「團友」是奧巴馬，你與他便會同枱討論案情……

　　李四﹕「這是常見情况，一個人是名人或某方面出色，眾人便覺得他說的話比較權威﹕奧巴馬是我的偶像，佢話冇罪喎！死啦，奧巴馬都話有罪。這是訴諸不當權威，被一個人的身分影響判斷，而非考慮他所說的或提出的證據，其實不應該，但確是難免受影響。」一單公屋新聞的網上留言，住公屋與住半山的，側重角度各異，那討論是否無意思？「正是不同背景才有意思。為何陪審團是一群人而非一個人，就是明白個人觀點的局限，如果我有一些看法，聽你講後，發現是偏見，若我是理性的人，便會接受，接受自己以前的立場是錯的。有個哲學家叫 Gadamer，提出 fusion of horizons（視域融合）的概念，用在閱讀上，但我們討論也是這樣，要不同觀點交融，才可以突破自己狹隘的個人觀點。」

3.「7個人的主觀就是客觀？」──多數人的決定

　　在其他案件，曾有陪審員力排眾議，投被告有罪一票，結果罪名不成立，慨嘆「7人的主觀可能變成客觀」。難道人多就等於客觀？

　　李四﹕「如果說大多數人的意見便等於客觀，這句說話是錯的。要看事實本身如何，那才是客觀。」假設一宗謀殺案，無人目睹事發經過，或目擊者說謊，陪審員就無從得知真相，只能憑手頭上的證據推測殺人動機或誰是兇手，但因此而作出的裁決，並不能當成事實或真相。

　　嚴振邦﹕「疑犯有沒有做過，不會因為陪審員的判斷而改變。有時當陪審員裁定疑犯有或沒有做過時，我們就會當陪審員的判決是客觀事實。但他們只是在做最合理的推斷，故也有錯的可能，從他們角度出發做的判定，跟事實可能會有落差。 不過在這個制度內，司法系統安排陪審員少數服從多數，就是希望減低陪審員的裁決與客觀事實的落差。」

　　「當然我們要留意的是，不是多數人支持就是客觀，一來少數人會有從眾的壓力（所謂的 group think，少數會有跟從多數的傾向，不易做獨立的思考），二來就算是一致認同的判定，也只是在座所有人就着手上有的證據的最合理推斷。這雖然已比只由一個陪審員去做決定更逼近客觀的事實，但卻仍不是絕對真正的客觀。」

　　少數服從多數，最後亦可能做錯決定？李四說「投票的好處是篩走極端的case」，他以電影《十二怒漢》為例，12名陪審員討論少年涉嫌弒父的案情，「有利辯方的資料消失了，偏偏鋤得佢入的證據較多，而決定性的反對證據消失了」，因此開頭是11人認為少年有罪，如非剩下一人堅持說服其他人，陪審團便可能順理成章裁定少年罪成，「大家都覺得結果是理性決定，卻可能導致冤獄」。但他補充，寧縱毋枉的法律原則可為避免冤枉被告提供一重保障。

4.轉軚再轉軚──轉換立場就是牆頭草？

　　《十二怒漢》最後局勢逆轉，11名陪審員逐一轉軚，激辯過程中有不斷轉換立場的「牆頭草」，也有頑守己見者。搬到網上世界，轉軚似乎是爭論的兵家大忌。

　　嚴振邦說﹕「換立場不一定有問題，也可以代表一個人完全聽從於手上有的證據，而沒有既定立場。手上的證據不同，判定就自然改變。反而一個人的立場是無論有任何新的證據都不會改變的話，才是不可接受。」

　　李四﹕「視乎轉軚的理由是什麼。如果有新觀點出現，你覺得合理而轉，便應該要轉，無限次轉都得。但判斷應該一致，綜合各人意見，再砌出整體 picture，看誰比較合理。有些牆頭草是看風向，『原來阿爺唔係咁講喎』，不因理由而轉。現在常講『請勿跟車太貼』，其實我覺得我們要慎重想這句話說得對不對。如果是指想清楚別人說的是否有理，才決定撐不撐，這是對的。如果是指當下沒有足夠證據，結果大家都錯，跟車太貼又有什麼問題？當時證據如此，我們亦唯有跟，這是全人類的錯。」

5.決定他人的人生──沉重的道德責任

　　曾蔭權案全城矚目，陪審團向法官詢問一個問題都成為討論焦點，結果陪審員未能達成大比數的有效裁決；《十二怒漢》裏的涉案少年若然罪成，便要以命抵罪，但一眾陪審員開首為盡快散場，輕率判定少年有罪；卻也有真實例子，陪審員根據法律定義判定被告屬誤殺而非謀殺，卻未能說服自己，結案後耿耿於懷。由與案情不相干的人決定疑犯的去向，陪審團有沒有道德責任？

　　嚴振邦﹕「陪審員當然有道德責任，因為他正在做一個影響他人一生的決定。但人只能按自己手上有的證據做判定。一個陪審員，只要盡力聽取所有證據，並就證據努力做最好的推斷，那已經盡了責任。就算推論不幸和真相不符，他也沒有責任要負，因為他已盡力去做最好的推論。 」

　　李四就認為，那可能涉及法律條文是否公義或有漏洞的討論，而陪審員若已盡力，能否心安理得，就視乎人格﹕「有一種倫理學的類型叫 virtue ethics（德性倫理學），討論如何為之有德性的人，簡單講是如何為之一個好人。不負責任的人格，便是沒美德。會掙扎的是有美德的人，陪審員肩負起維持正義的責任，是超人做的嘛，負擔很大。你可以說是公民責任，如果你覺得社會需要有法治，做了壞事要受懲罰，你的公民責任便是有機會被選為陪審團，去做可能自己沒做錯，夜晚仍會輾轉反側的事。」

﹙訪問原文刊於2017年11月12日星期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