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邀您加入我們的Patreon計劃，成為會員後登入網站即享免廣告及專屬內容！[可按此]
作者︰豬文 難度︰★★★☆☆
前言
近年「哈維爾」這名字時常出現於華語世界，這位捷克民主化後首任總統以《無權力者的力量》與《活在真相中》為香港人所認識。另一方面，《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一直為文青所愛，作者米蘭昆德拉以「布拉格之春」為其故事其中一個主要背景，描繪生命裡的輕與重。換言之，捷克民主化的過程並不為港人陌生。
不過，在這歷史進程裡有件事鮮為有華文討論，這件事的兩位主角正是哈維爾與昆德拉，主題正是「布拉格之春」。原來在「布拉格之春」結束不久，昆德拉便曾發表過一篇名為「捷克命運」的文章闡述其對「布拉格之春」的看法。但昆德拉在文章裡對「布拉格之春」的評價之高，卻引起了哈維爾的不滿。哈維爾更借用昆德拉的文章標題，發表了一篇名為「捷克命運？」的文章反駁昆德拉，當中措辭十分辛辣，火藥味什濃。最後昆德拉發表了「道德的展示主義與激進主義」，再與哈維爾商榷，結束了這場筆戰。這三篇文章，展示了兩位捷克文化界巨人的思想深度，及其迴異的世界價、價值觀，本身便是一場相當精彩的論爭，更何況主題是捷克民主化過程中至為重要的事件，更讓這場筆戰添了一份重要的歷史意義。對捷克民主化過程及這兩位作家興趣甚深的香港人，或許能從中得到啟發，在亂世中思索安身立命之道。
過去
這場圍繞著「布拉格之春」的筆戰，戰火連連，二人處處針鋒相對。勉強整理三篇文章的重點的話，二人分歧可分成兩個大層面去講：「布拉格之春」的意義與捷克人應如何在改革失敗後的困境中自處，也就是「過去」與「未來」兩個問題。先說「過去」方面，「布拉格之春」曾一度為捷克帶來改革的希望，但最終國土被蘇聯的坦克輾過，進入長達二十年的黑暗。顯然，當時的捷克人沒有得到他們所爭取的，在這意義下「布拉格之春」失敗了。但昆德拉卻認為這非事實。他認為「布拉格之春」為捷克帶來了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捷克人對民主自由的渴求已深深烙印在心裡，能夠成為將來改變的重要基礎。什至他指出在蘇聯鎮壓之後，仍然各種類型的社會運動，例如還有工人組織抗議，證明「布拉格之春」在另一個意義下也是成功的。
但是對哈維爾來說，這是自欺欺人。他認為「布拉格之春」並沒有留下什麼。無論是民主制度、言論及集會自由、法治制度、公平的經濟分配、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這些「布拉格之春」的願景，一一落空。換句話說，哈維爾認為「布拉格之春」只有徹底的失敗。所以，哈維認為記念「布拉格之春」只是一種自欺與逃避，暗示昆德拉只是為了不願意面對眼前殘酷而開放的現在，把目光停留在封閉的過去之中。真正勇敢的知識分子應該向前看，而非自命清高地討論往事。
昆德拉對「布拉格之春」的重視，其實有一個更深層次的理由。他的這種態度可算是某種意義下的民族主義。昆德拉認為，對前景的思考並不能脫離對自身的理解。唯有釐清捷克人這個身分的意涵以及當中蘊合著的可能性，我們才能提出任何有關捷克的主張。這也說明了為何昆德拉的第一篇文章要取「捷克命運」一名。因此，昆德拉認為自己對「布格拉之春」的紀念並非逃避，而是一切行動的前提。
昆德拉不但強調以民族身分作為行動基礎，他什至十分擁抱捷克人這個民族身分。他在第一篇文章開首便謂自己在「布拉格之春」之前從未對捷克人這個身分如此自豪，他在巴黎和朋友說起捷克人的抗爭時，竟情不自禁地感到光榮。他更謂「布格拉之春」是人類歷史的一大進程，其價值不只限於捷克，而是全世界。昆德拉指出在「布格拉之春」之前，人類從來沒有曾經在共產主義的制度下實現民主，「共產主義民主」這種東西根本是前所未有的。也就是說，「布格拉之春」企圖實現的是一種在人類歷史上全然嶄新的東西。這也使得「布格拉之春」這件事的歷史意義非凡。
再次，我們可以想像哈維爾聽到昆德拉這種論調時所感到的不屑。哈維爾斬釘截鐵地反駁昆德拉說「布格拉之春」並沒有任何獨特之處，因為他們爭取的不過就是自由民主，僅此而已。不論是在共產主義社會裡爭取民主的捷克人，抑或是在封建社會裡爭取民主的法國人，都是在爭取民主，沒有分別。在共產主義社會裡爭取民主，沒有使得捷克人格外高貴，更莫說最終根本爭取不成。因此，哈維爾可說是站在一種比較接近世界主義、強調普世價值的立場去批評昆德拉陷入了一種民族主義式自憐與自欺。
未來
他們這兩種世界觀之不同，除了造成了他們對「過去」有不同態度外，他們對「未來」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究竟當時的捷克人應該如何向前看呢？昆德拉在第一篇文章，曾經討論過當年的「移民潮」。我們可以想像 1969 年的捷克人眼白白看著蘇聯坦克輾碎他的改革希望時的心境，他們當時肯定充滿恐懼與絕望。他們都不知道捷克會何去何從。當年就有不少人因為這個不確定的環境而離開捷克。昆德拉沒有批評這些離開的人，但他同時也指出如果這些人離開的原因是無法接受時局不穩定的話，這並非一個好的理由。他回顧歷史說，捷克一路走來，從來都是在「存在」與「滅亡」、「主權」與「臣服」之間搖擺不定。捷克作為一個處於中歐的小國，一直被各強權包圍。用智慧與這些獅子老虎交旋，在危機之中掙扎求存，便是所謂的「捷克命運」。如果因無法忍受蘇聯佔領後帶來的動盪便離開捷克的話，只是一種無法承擔捷克命運的犬儒表現。他狠狠地說，那些哀求著保證的人，不過是一些只能活在「確定性」的幻象之中的弱者。
然而，哈維爾並不認為人能夠脫離「確定性」與保證而活。因此，他認為人在生活裡追求保證，絕非如昆德拉所言，是一件懦弱之舉，而是理所當然的事。那麼，對哈維爾來說，保證從何而來？哈維爾給出了一個頗有儒家哲學意味的答案：不假外求，往內裡求。他認為蘇聯佔據之後，「確定性」只有一個來源，就在人民反抗暴政並投身各種危險活動時所彰顯出來的意志。在當時的環境裡，捷克人怎樣能找到自身生命中的錨呢？哈維爾說，外在的客觀環境的確一片黑暗，但自身與眾人對信念的堅持卻能成為這片黑暗裡的一點光芒。唯有這點光是確定的。依靠這點光過活，既非幻象，亦非懦弱。
這場筆戰最後以昆德拉對哈維爾這個說法的批評作結。昆德拉認為上述講法看似動人，但顯示了哈維爾陷入了一種「存在主義者的盲點」。要說明昆德拉的批評，要先了解哈維爾的背景。哈維爾雖以異見者的身分為香港人認識，但哈維爾的「本行」其實是劇作。而他的劇作又往往以荒誕劇為主，他一如其他存在主義者，旨在以文學手法去揭露這個世界的荒謬，並把握人在其中的存在實況。例如最有名的便是卡夫卡的《變形記》，卡夫卡以一則人變成蟲的荒誕故事說明現代社會裡的異化狀況。昆德拉認為，哈維爾一生的存在主義式創作都建基在「世界是荒謬的」這基礎上，這是他的世界觀的核心。因此，昆德拉指出，連帶哈維爾對反抗與勇氣的觀點也建基於此。哈維爾理解的勇氣，似是卡繆式的反抗，並不可能真正改變外在世界，因為無論如何「世界是荒謬的」。勇氣之為勇氣，在於無視「世界是荒謬的」這不能改變的事實，在荒謬之中挺身而出，彰顯出人高貴的意志。所以，昆德拉認為，在哈維爾的觀念裡，沒有「絕望」與「荒謬」便沒有「勇氣」。荒謬的世界與人的勇氣兩者是依存的。
但這種觀念，對昆德拉來說，極其危險。因為這想法意味著哈維爾把道德與政治行動的目的限定成純粹的意志展示。當一個人拋開自身利益去行動時，彷彿只為對別人說：「看看我的意志多高貴。」而非真正為了改變外在世界，昆德拉謂之「道德的展示主義」。昆德拉則認為我們根本無須假定「世界是荒謬的」，捷克人的抗爭也不應以展示自身的道德情操為目標，而應該務實地以改變世界為本。因此，具體地思考實際處境，理性地尋求改革的策略，方是捷克人未來應該走的方向。
現在
現在的捷克經過天鵝絨革命之後成為了一個民主國家。 2022 年的香港又何去何從呢？願我們至少在荒謬中一同思考。
原文曾刊於《號外》與 YouTube 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