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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Yu Hui 難度：★★☆☆☆
早前，《哲學有偈傾》討論了關於烏托邦（Utopia）與惡托邦（Dystopia）的哲學。這一集討論了的內容有很多，由「Utopia」與「Dystopia」的字源開始，指出一般而言，烏托邦雖然通常是作為某一種最理想的社會藍圖而被提出，但偏偏又有一種不可冀及、不能到達的特性，而惡托邦則相反，往往反映了某個時代的人的恐懼，是一種最可怕的社會藍圖。幾位主持又提到烏托邦與惡托邦似乎有某種連繫：兩者似乎都是人們對某個社會藍圖的想像，但當我們要落實某個烏托邦的想像時，具體的落實工作往住會造成一種由上而下的、對個體自由的壓迫。另一方面，惡托邦又可能會在一些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容易察覺的地方着墨，以不同的方式為個體塑造一些虛假的自由，向人滲透某種「意識形態」，讓人在不自覺的情況下受到權力的宰制而不自知。這些特點都反映了在幾本在節目中提到的小說：歐威爾的《動物農莊》、《一九八四》，和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節目尾段亦引入了後結構主義者，例如傅柯（Michel Foucault），還有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Theodor Adorno）的一些想法，嘗試為烏托邦提供一個正面一點的理解。
這一集對烏托邦討論當然已經十分豐富，任何一個主持們觸及過的課題和例子，都十分值得我們再加以發揮。我想藉着這集節目的討論，就我對這個課題的認識補充和延伸幾點，進一步豐富這個課題的討論。
卡繆的《反抗者》
這一集節目的其中一個核心問題是個體自由與烏托邦之間的張力。無獨有偶，節目中討論到的幾本小說很大程度上都發揮和深化了這個問題，並透過小說的情節呈現出來。主持們似乎都認同一點：強行建構出來的烏托邦往往都必然對個體自由造成某一種壓迫，令到原先的理想藍圖變質，淪落為惡托邦。
這個論點當然不乏支持者。卡繆（Albert Camus）在他 1951 年出版的《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正正提出了一個類似的觀點。在討論馬克思主義和它的變奏時，卡繆直截了當地提出，這種思想的最大弊病，在於其烏托邦的傾向。他說：
But every kind of socialism is Utopian, most of all scientific socialism. Utopia replaces God by the future. Then it proceeds to identify the future with ethics; the only values are those which serve this particular future. For that reason Utopias have almost always been coercive and authoritarian. Marx, in so far as he is a Utopian, does not differ from his frightening predecessors, and one part of his teaching more than justifies his successors.
這段文字清楚俐落地表述了卡繆對烏托邦思想 —— 特別是馬克思主義 —— 的批評。烏托邦思想以它眼中最理想的「將來」取代上帝，成為最高甚是是唯一的價值判準。而伴隨着價值判準而來的，自然是行為的準則，甚至是思想的準則。這些準則之後就成為了權力打壓個體的理由。
值得一提的是，卡繆對烏托邦思想的批評並非只是學術上的空中樓閣，而是反映了一些當時的具體問題。他對馬克思主義的鞭韃，當然和他當時的歷史環境有關。毫無疑問，卡繆的論說，一方面既劍指蘇聯的極權統治，另一方面亦有意回應一些當時法國政治和學術的左翼分子 —— 他多年的摯友沙特（Jean-Paul Sartre）就是其中之一。據說，在《反抗者》出版後，沙特對這本書嗤之以鼻，說這本書誠實地反映了卡繆無甚高論的哲學水平云云。對卡繆和沙特的恩怨情仇有興趣的室友可以試試找一些相關的資料來看，我們毋須在此深究。我只是想指出，對個體自由與烏托邦思想間的張力的探究，實在可以有很在地（甚至血淋淋）的基礎。
烏托邦社會主義
《反抗者》把馬克思主義視為一種把理想的社會藍圖強加在人民身上的烏托邦思想，而卡繆認為，這種強制地落實某種社會秩序的傾向，很自然會壓迫個體的自由。但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又如何看待類似卡繆這種烏托邦的標籤？或者，換一個問法：在馬克思主義的語境和脈絡下，烏托邦是甚麼意思呢？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烏托邦一字就多次出現，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論地位，對了解馬恩理論也有相當的重要性。更有趣的是，馬恩二人使用烏托邦一字，正正是用以區分自己所提倡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他們同代或之前的（廣義下的）「社會主義」。
在節目中，烏托邦這個概念與惡托邦對立。幾位主持的用意是從這個對揚中突顯烏托邦與惡托邦的一線之差，即使是再美好的社會藍圖都有可能在具體的落實和操作上造成壓迫，淪為惡托邦。但如果我們將烏托邦抽離與惡托邦的對比來看，不難發現，烏托邦一詞其實本身 —— 或者起碼是它的使用上 —— 往往亦帶有貶義。馬克思和恩格斯亦正是源着這個貶義的理解使用烏托邦一詞。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及所謂的「批判性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Critical Utopian Socialism and Communism）——他們所指的，是聖西門（Henri de Saint-Simon）、傅立葉（Charles Fourier）、歐文（Robert Owen）等先於馬恩的「社會主義」先驅者。馬恩認為，這些思想家對新的社會圖像有非常新穎的構想，而且對我們設想一種反資本主義的社會生活有極重要的啟示作用。但是，他們認為，這些廣義下的「社會主義」構想僅僅停留在空想的層面，沒有對生成它們的歷史和社會條件有確切的、「科學的」認識。因此，他們稱呼這些理論和構想 —— 某些甚至真的作為一種微形的社會實驗而在一段時間內落實過 —— 為「批判性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意思就是這些社會主義雖然對現存的社會現實有所批判，卻沒有札根在歷史和社會條件上，只能註定失敗收場。總之，烏托邦對馬恩而言就是對現實具有批判、卻無力成真的空談。
回歸馬恩的理論，他們的「非烏托邦社會主義」同時着眼於無產階級的具體發展、覺醒、足以讓革命得以可能的經濟條件等。恩格斯後來寫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英譯為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就再對比了「烏托邦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他指出，真正能夠落實的社會主義 —— 馬克思的社會主義 —— 是建基於充分的歷史分析和對現時的階級狀況和發展的把握，而這種「科學方法」就已運用在《資本論》的分析之中。
小結
烏托邦與惡托邦的對比清晰地屏視了烏托邦思想的潛在危險。借用呂格爾（Paul Ricœur）的講法，一旦理想的社會想像僵化為靜止的「圖像」（幾位主持所講的「終點」），烏托邦就有淪落為惡托邦的危機，而卡繆大概亦是把握到烏托邦思想的這一種獨裁傾向，於是大力批評。若我們放開烏托邦與惡托邦的對比，看看烏托邦一詞的通常使用，不難發現，這個概念往往與「空想」、「不切實際」等意思掛勾。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正正用了烏托邦的這個含意，區分自己主張的社會主義為可是真正切實可行的理想。
於此，我們或許可以再問：有沒有一種烏托邦的用法具有正面意思？如果烏托邦的構想總是有一種淪落為惡托邦的潛在危險，那麼我們應該如何構想烏托邦，才可既保留它正面的作用，而又能避免陷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