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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oger 難度：★★☆☆☆
理想之為理想，正在於它與現實的距離。很多時追求理想的過程除了艱辛，便是等待。當現實不斷粉碎理想，等待看不見盡頭，追求是否還有意義？早前參加由一班本地文學愛好者組成的「火苗工作室」舉辦的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沒有人寫信給上校》讀書會，讓我從重新思考堅持理想的意義。
故事由我看過最喜歡的一個小說開頭展開：
上校打開咖啡罐，發現裡頭只剩下一小匙咖啡粉。他把水壺從爐灶拿開，把半壺水倒到泥地上，再用匙羹把罐中的咖啡粉刮到水壺裡，直到最後那摻混著鐵鏽的一丁點。
簡單平白的兩句，便深刻地交待了上校的貧窮，而且滲透著咖啡的色、香、味，以及匙子一下一下刮在罐底的刺耳聲音與艱辛力度。
與大多數老一輩村民一樣，上校在當年哥倫比亞的內戰「千日戰爭」（1899─1902年）中隸屬於自由黨的革命軍。雙方在1902年簽署尼爾蘭迪亞和約後，革命黨主要領導人都受到政府迫害，唯有與上校稱兄道弟的沙巴斯與村長合作，令政府順利把村莊收編，更逼走其他黨友、吞併他們的產業，成為當地富甲一方的權貴。
停戰沒有為國家帶來真正的和平。內戰結束之後五十多年，國內局勢依然動盪。總統、內閣不斷更替；而表面的平靜，亦只是政府橫暴打壓的假象。真正民主的選舉無望，也沒有自由——政府實施戒嚴宵禁，進行嚴厲的新聞審查，連電影也以道德名義被查禁。心繫革命理想的村民亦非乖乖就範：村內裁縫店是黨內同儕的聚腳點，不斷私下互傳消息；也發生過不少流血衝突——上校出席的喪禮，居然是多年來第一次的自然死亡，而他唯一的兒子，也是在鬥雞場散發秘密傳單時被警察打死的。
兒子死後，老上校與患病的妻子只能靠賒借與變賣家當度日。支撐著他們的是兩個希望——上校的退伍金與兒子留下來的鬥雞。內戰結束後，政府承諾會向革命軍軍官發放退伍金。但等到法令通過、上校通過資格審查、被排進名單，已經輾轉過了四十多年；之後等待政府寄來的領款通知信，一等又是十五年。每個星期五到郵局查看信件然後失望而回、再期待下一個星期五的到來，已經成為了上校生活的骨幹，亦同時不斷消磨他的意志。除了星期五，上校等待的還有來年一月的鬥雞比賽。兒子生前熱衷鬥雞，死後留下了一隻大家都看好的公雞。上校對牠悉心照料，期待牠在比賽勝出後可以賣得一個好價錢。
問題是，他們在十一月已經山窮水盡。對於上校的退伍金，妻子早已不存厚望，只是默默地以各種方法維持生計與丈夫的尊嚴：為賣掉家裡的東西東奔西走；以不同碎布縫合新衣，卻細心地在領口與雙袖使用相同的布料，好使上校在穿上外套時不會被人察覺；甚至試過在爐子上煮石頭，以免鄰居發現她們已多天沒有開爐煮食。飼養那隻公雞本來也可以是不錯的投資，但當上校要拿他們的糧食——也不個是一把菜豆——來餵雞時，妻子終於忍無可忍，要上校立刻把公雞賣掉套現。對妻子而言，最重要的是可以過舒適而有體面的生活。把希望寄託在一筆杳無音訊的退伍金與一場勝負難料的鬥雞比賽，根本就是痴人說夢，對解決眼前的現實問題完全無濟於事。萬一公雞在比賽時輸了甚至死掉，更是血本無歸。因此，把公雞即時賣掉無疑是最理性的做法。
難道已經等了六十多年的上校，居然會不知道拿到退伍金的機會是多麼渺茫？但作者正是通過那無容置疑的絕望，彰顯出上校的等待不是對金錢本身的貪戀，而是對信念的執著。對上校來說，退伍金並非只是維持生活的工具，更是他應得的權利，是政府對他的承諾。對於政府未有履行承諾，年老貧弱的上校當然也明白自己無可奈何。但他至少可以選擇拒絕放棄，繼續堅持等下去。
同樣，上校也並非不知道鬥雞的風險。他對賣雞的態度有點模稜兩可，反覆於賣與不賣之間。起初，養雞似乎不過是為了能在勝出比賽之後賣出獲利。當妻子抱怨時，上校又會說參賽是為了完成兒子的遺願——那已經不單純為了金錢利益。但當他第一次看到公雞在訓練賽中越戰越勇，然後把牠抱在手上時，他終於知道自己堅持的真義。鬥雞象徵為理想與公義而鬥爭。這理想不是屬於任何一個人——就如公雞並不是上校的私產，而是屬於大家的。為理想鬥爭要求我們拒絕與現實妥協，並且需要不斷付出，包括時間、金錢、享樂、甚至家人的幸福與自己的生命。這些犧牲不一定能夠——甚至很多時一定不能夠——換來相應的回報。在現實無情的打擊下，任何有理想的人也必須面對一個選擇：是否應該把理想賣掉來換取溫飽？規勸上校把公雞賣掉的沙巴斯，當初就是把革命理想賣掉來換取成功富裕的人生。
面對生活的壓迫，上校也曾下定決心要把公雞賣掉。但公雞在奮戰中迸發的光芒喚醒了他被現實摧殘消磨掉的初心，令他清楚明白重點不在於金錢私利，甚至不是勝負，而是戰鬥本身。覺悟了的上校，抱著公雞回家後向妻子表明無論如何都不會把公雞賣掉，必須讓牠參賽。當妻子憤怒而又合理地質問他在比賽前「我們要吃甚麼？」時，上校以最純粹、澄明、無所畏懼的心境，淡然卻震撼人心地說出了故事的最後一個字：「屎。」——簡單的一個字，卻堪稱小說史上最令人印象難忘的收結。
上校的處境逼使我們反思理想與抗爭之間的關係。像沙巴斯那一類人，參與革命活動只為個人利益；只要有利可圖，便會毫不猶疑地出賣「理想」與同儕。即使熱切投身革命的人，很多都只是把抗爭視為實現政治理想的手段。但上校的態度似乎並非如此。作為自由黨人，上校追求自由與公義。最理想的情況，當然是公義實際上得以彰顯，人民的自由與權利能夠在現實的法律與制度中得到尊重和保障。假使這一切因遭受各種現實的阻撓而無法實現，是否便代表抗爭毫無意義、代表我們應該向現實低頭，退而埋首追求個人利益？
作為理想，自由與公義並非某種固定不變的個人或社會狀態，而是一種社會生活方式。除了政權體制的配合，當中最關鍵的要素，正是要在生活中對自由與公義有所要求：一個真正理想的自由與公義社會，要求每個成員都會要求自己重視自己與他人的自由，以及重視自己與他人——包括政府——的行動是否符合公義。換句話說，自覺爭取自由與公義，不只是在政治上建立能夠落實這些理念的社會環境的手段，更是構成理想生活的核心。
因此，單單著眼於行動能否成功改變現實政治環境，並不足以衡量它們的價值。
讀書會上，有朋友指出故事寫的是上校在理想注定落空時也能無視絕望的勇敢，我卻認為作者表達了更深刻的想法：自由與公義最根本的敵人，並非外在的阻撓與宰制，而是行動者主動的妥協與屈從。政權的打壓，固然可以輕易剝奪人民具體言行上的自由與權利。但只要不畏強權壓迫，以堅定的意志，不斷思考各種可能的方式——那怕只是拒絕遺忘——去為自由與公義奮戰，卻必定能夠保守自由與公義的最後一點火苗。
（原文刊於2022年2月4日《明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