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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K Kong 難度︰★★☆☆☆
大家對「知識分子」都有一些概念與想像。籠統地說，學問高的人就是知識分子。（是嗎？）「知識分子」很多時候是一種正面的評價。我們如此批評討厭的學者︰「那樣的人根本不能夠算是知識分子。」這反映我們對知識分子有一定的期望，或多或少有一些評價準則。
有人會批評一些知識分子把自己關進「象牙塔」，淪為無用於社會之人，但有人亦會批評一些融入或取悅大眾的知識分子淪為知識的廉價販賣者。這些評價反映了人對知識分子有甚麼期許呢？為何某些人稱得上為「知識分子」另一些則不然？有甚麼準則？何謂好與壞的知識分子？反思一下，我們原來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理想期望與評價準則。
本文旨在發掘與反思不同的「知識分子」理念，並討論當中的標準，試圖整理出三種各有千秋的想法。至於哪種理念才正確，就由看倌定論了。
- 純粹求真的理想
第一種想法，就是知識分子一心追求知識與真理。是其是，非其非，真理當然不應該為其他事而妥協。地球圍繞太陽轉的事實，不會因為教會大發雷霆而變更。政治風暴要求知識分子向權威表忠，智者誓不低頭、直言不諱。如果社會、政府或甚大眾的耳朵容不下真理，那麼知識分子亦不怕曲高和寡、獨排眾議。蘇格拉底與伽利略就是這種知識分子的典範。「蘇格拉底之死」可謂將這種理想貫徹始終。尋找知識與真理的心靈又可會懼怕肉身之死？
那些震撼人心、忠於真理的故事，絕少提到知識分子如何維持生計、與家人的關係如何等問題。世俗功利之事皆為求真路上庸俗與煩瑣的負擔。不過我們卻不需要知道蘇格拉底與伽利略如何維生，仍可以明白這種理想型態大多與絕大部分人無緣。試問有幾多個人願意為自己的理論、文章而遭處死或軟禁終身？這不禁令我想起學生領袖思考將行動升級與否時的反問︰「有誰願意為此付十年牢獄的代價呢？」大概沒幾個吧。若果不願意為真理付出如此之多，那麼，一旦與權威有甚麼衝突，妥協便看似是唯一的出路。今日交通發達、盛行全球化，有本錢的人大多遠走高飛、另謀高就。在蘇格拉底與伽利略的理想人格面前，這些妥協的行為盡是可恥，但對知識分子的有如此苛求會否不太現實？
- 當代知識分子的處境
當今典型因政治而受苦的知識分子要數劉曉波，但今天知識分子面對的問題大多並非政治風暴。反之，現今真正廣泛關注的問題是生計受威脅，尤其是人文學科這些難以計算其社會功用的科目，投身人文學科者糊口更見困難。
以往知識分子會靠私人資助來維生，古中國有「食客」制度，現代西方的馬克斯亦要多得恩格斯的資助。政府資助的大學廣泛設立時，知識分子得到了前所未有般安穩的容身之所。裡面有聽眾、有同伴、有薪酬、有名銜。然而，每當公共資源緊絀，我們不禁發問︰「為何公共的資金不集中放在科技與醫療的研究直接造福社會呢？為何要社會資助一堆功用不明的學科？」這個詰問，逼使當代的知識分子要證明其社會地位為何重要。
不會有一本書想要證明餐廳的服務值得我們付某個價錢──那是自由市場的事。你覺得不值得便不要再光顧。大家都覺得不值得，餐廳要麼減價，要麼倒閉。可是，大學裡的知識分子的服務供應與社會的需求沒有那麼有效地掛勾。最強而有力的回應是說社會、政府與學生都未必知道自己需要那些知識、理論與反思。知識分子就如古代的智者一樣，應該扮演指引社群、挑戰社群甚至對抗社群的角色，而非有效地順從社會的需要與欲求。這種反對「教育商品化」的論點正正在訴諸第一種知識分子的純粹理想型態。
可是，又有幾多人真的願意為挑戰社會而不惜受死與監禁？大概沒多少吧。再者，為了證明自己應該得到社會的資助，而將自己比擬成不惜挑戰社會的蘇格拉底與伽利略，當代的知識分子難道不會臉紅嗎？向社會權威妥協一下必定就不好嗎？改變社會不一定要硬碰硬吧。羅馬亦並非一日建成，慢慢循循善誘亦不為過。偶爾擦一擦邊球或者「抽水」也許便足夠吧？
- 多元的社會功能
除了依賴官僚審批的公共資源之外，知識分子似乎還可以另覓出路。為何某些人要以淺白通俗的方式來向大眾傳播知識？除了教育與娛樂大眾，無非還是想要尋求大眾的資源來幫助自己續存「知識分子」的生命。不依賴官僚、教會或者少數富人的資助，直接接觸與取得群眾認同然後建立自己的受眾，再賣廣告、演講或者眾籌就是出路了。這當然亦多得當代互聯網的發展。
曾被法西斯囚禁的意大利思想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在其《獄中筆記》（Prison Notebooks）區分開「知識分子」與「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兩個概念，並認為所有人都是知識分子，只是並非所有人皆發揮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他似乎嫌這個主張不夠「廉價化」知識分子，還進一步說，除了教授、學者在發揮知識分子的功能外，任何試圖取得群眾認同的人皆在發揮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1] 換言之，政客、企業廣告人、Facebook／Instagram上的網路作者與KOL皆扮演社會裡知識分子的角色。
借葛蘭西的說法加以發揮一下：這種看法或許點出了知識分子與社會的權力關係。誰決定誰做知識分子？人若果要以知識分子的社會身分生活，就必需要說服那些擁有資源的人／團體去「buy」你的知識。如果社會的身分完全由教會決定，那麼伽利略是否知識分子就視乎他的理論能否服務教會，或者至少不與教會的利益有所抵觸。我們後來再重新認同伽利略是知識分子，只不過是我們後來以科學反抗教會作為社會終極權威的結果。決定誰是知識分子的判斷從來都是一場權力遊戲。崇拜過神權之後，我們仰望科學。經歷過戰爭科技的可怕之後，定義知識分子來爭奪話語權的遊戲亦隨之變得更加複雜、多變。
在當代多元文化的世界裡，不同人可以藉擁戴不同的知識分子來鞏固自己的話語權。即使是小眾的群體，團結起來也可以在民主社會內玩這場權力遊戲。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並非單純的交友平台，而是當代知識分子的求職平台，你我都是潛在的顧主。在極權的社會，遊戲當然就難玩了，任何政治異見都是企圖推翻政權的外在勢力，但只要小心翼翼不觸動大哥的神經，知識分子還是有遊走空間。
或許你會反對說，知識分子應該使社會變得更加美好，而非純粹替不同的利益團體玩爭權角力的遊戲。要回應這種反駁，便要分析「多元」的意思。在宗教與科學不再壟斷話語權的當代世界，不同人或團體對何謂「美好」有互相衝突的定義。你覺得A好，我覺得not-A好。因此，不同人自然就會要求不同的知識分子，根據各自偏好的事物來使社會變得更「美好」，衝突於是無可避免。最終衝突如何解決，便要看看社會的制度有多民主有多極權了，但過程始終還是一場權力遊戲。 [2] 最後，哪些是真理或者知識，其實只是一些意識形態（即背後代表着某些利益的信念系統）最終戰勝另一些意識形態的結果。
只要成功獲取資源，誰人都可以扮演知識分子的角色。評價知識分子的「好」與「壞」，只反映到評價者想不想讓某人扮演知識分子的角色而已。看穿不同利益的角力便再沒有誰比誰高。在高舉第一種純粹理念的人眼中，這種觀念將知識分子、知識與真理一併變得「廉價」。[3] 但純粹追求知識的理念是否真的現實可行呢？有誰覺得自己一心為了知識而活？不臉紅嗎？很多當代的知識分子都說自己只在發掘一些新的可能意義，而非發現真理。這或許反映了知識分子已經承認自己對於學問沒有甚麼實在的權威了。
- 智識的鍛鍊
說實話，有幾多熱忱學習的人，並非首先因為要追求滿足自己的好求心與知性欲望，而是首先想到要服務他人？當然，知識是眾多人集體研究所得的成果。即使學者最終只能夠為問題下一些註腳，亦會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夠有益於後學。然而，習得的學識還是自己的能力與資產。若果研究者真的純粹求真，毫無半點私心的話，不然所有論著文章都匿名發表好了。知識本來就有發展個人能力的面向，不能抹煞。
當代的德性知識論（virtue epistemology）主張知識的獨特價值，在於其體現出人有求真的能力。研究所得的知識與純粹猜對的信念，不同之處就在於前者的成功歸因於人的能力而後者則純屬運氣使然。[4] 即使學者無法覓得真相，亦不表示其學識不足。舉例說，有兩位弓箭手比賽射箭。第一位弓手訓練有素，紮好馬步，盤算過環境因素後發射，可惜箭矢中途遭遇不能預估的雷電打落。第二位弓手不諳箭術，隨意發射卻幸運地正中紅心。我們卻仍然肯定只有第一位弓手稱得上有作為弓手的射箭能力與修為。知識的獨特價值在於智識能力的表現。同樣道理，有沒有做學問的智識能力，亦決定某人能否稱得上為「知識分子」。
即使某人在展現其能力與修為時，沒有在任何意義上貢獻社會（沒有發現真理、沒有挑戰常識、沒有代任何人發聲），似乎只要仍然能夠表現其學養就可以算是知識分子。想像一位學識淵博的人歸隱於深山之中，與世隔絕。他仍然可以是一位了不起的知識分子，只是無法取得社會資源而已。在這種觀念下，知識分子孰好孰壞取決於其學識能力的高低。但若果他的學識是社會資助而來的結果而且社會需要他，那麼他還可以獨善其身嗎？如此還配得上稱頌嗎？或許，智識能力須要包括將學問經世致用之能力。不過，當代學院所培訓的學識又有幾多能夠活用於世呢？現今學問專門化、學術期刊化，很多研究最終大多對社會無甚用處，甚至可謂與他人了無關係。純粹關注自身能力成長的知識分子，大概是當代研究者的親身經歷。可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當代研究者，必定就是知識分子嗎？
- 小結
無疑我們還可以有更多的「知識分子」的可能觀念與看法。如何取捨、改進或者調和種種觀念還可以有引發更多討論。這裡充其量只算是一個開始，當真是學海無涯。
注解︰
[1] Said, Edward.（1994）.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頁.3-4.
[2] 哲學當然不乏其他理解或者疏解「多元」的進路，但篇幅有限，不宜再在這裡探討了。
[3] 若果你對這種知識觀感到很不安，請看Paul Boghossian 的 Fear of knowledge: Against relativism and constructivism（2007）來解脫。
[4] 這裡只是借理論來加以發揮，未能詳解其要處理的知識論問題。有興趣認識相關問題者可參考 Steup、Turri、Sosa 合編的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Epistemology（2013），尤其第六章。
封面底圖︰Politics in an Oyster House
原文刊於《號外》一八年八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