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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甘仔 Kum Long Yin 難度：★★★★☆
很多人都聽過佛洛依德的名字，但很少人理解他講甚麼，更少人理解中晚期的佛洛依德，與社會文化哲學之間的關連。
在他中晚期的作品當中，《文明及其不滿》算是比較容易入門。我們可以以書中幾句精闢的句子，窺探出整本書的重點：「罪疚感是文明發展中最重要的問題：我們以失去快樂作為代價，成就文明的發展路途。」這句說話點出了文明發展、罪疚感與現代人不快樂三者的關係。
筆者曾在〈從自然走入社會的焦慮：佛洛依德的《文明及其不滿》〉一文中提及過，佛洛依德的其中一條思想線索，是繼承契約論傳統中某些想法，把現代人理解為從自然狀態進入文明社會狀態的存在：也就是從自然蠻荒狀態中，透過食色的生理自然慾望為本，與他者緊密融合，意圖即時任性地滿足與他人親密關係，及後為了社會分工合作，壓抑自己的慾望，才進入到社會規範的領域當中。故此，人必須學習守規則，延遲即時滿足本我（Id）的慾望（包括食慾、性慾與排泄慾），在不侵入他者的範圍下，一同合作。
我們知道人會在滿足原慾（libido）與社會規範（social norms）的兩極之間徘徊，而佛洛依德認為，這種兩極遊行的精神活動，會令人產生罪疚感（guilty），但第一個問題是：這罪疚感是什麼，又是從何而來？
罪不至死
佛洛依德的回應是：「人類的罪疚感，源自殺死原父（primal father），這便成為後來懊悔根源。」這裡的所謂原父，不一定要理解為一個人或真的是一個父親，比較容易理解的是要把這個概念理解為基礎的社會規範，即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父權社會，以合作為本，分工合作的基礎倫理原則。故殺死原父，應該要理解為，以個體快感破壞群體合作規則的衝動。佛洛依德在這裡明顯就是講述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不過重點是放在「弒父」之上，而非討論母親的亂倫禁忌。
接著他又說：「這種懊悔實是以矛盾態度對待父親的結果。兒子對父親又愛又恨，他們的恨是通過侵略行為得到滿足，而對父親的愛源自於這些行為發生後的懊悔。「超我」（super-ego）後來便認同（identification）父親，並成為父親的代理人，仿佛父親仍存，並對他的行為做成懲罰，以防止重演以上行為。」
佛洛依德背後其實有一個隱含的意思：「弒父」的人破壞原有規範，純粹是以新秩序取代舊秩序，當他們成為「父親」的秩序維持者的角色後，害怕自己成為被下一代取代的對象，故此人會對上一代的人產生罪疚感，並建立完整的規訓模式，以防止「弒父」在下一代重演。
從外到內的權威
但是，罪疚感又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起社會秩序的權威呢？佛洛依德的描述十分仔細，總括而言就是從外在的權威，內化成為心中，自我規範的規則，而這些規則成為人類精神層面的一部分，佛洛依德則以「超我」一詞來描述這個人類精神層面的面向。
「超我」的建立，與原慾（Libido）的矛盾衝突有關。原慾即人類原始生命的食色慾望，維持個體與集體生命的力量，與他者與物件互相消融的願望。當人類進入社會，脫離自然狀態之後，社會的律令並不容許人類隨意滿足自身的原慾（例如隨處大小二便），要自動自覺守秩序，這便令原慾與社會規範之間產生永恆的衝突，不能調解。當人類原慾不能被滿足，便怪罪於社會對自身的律令，轉化為攻擊慾望，但這種攻擊慾望亦不為社會所接受，否則會失去社會及眾人對自身的愛，故此人會從此轉而攻擊自己。
人慢慢接受社會規範之時，「超我」（super-ego）便在人的精神層面形成，且與「自我」（ego）有著微妙的關係。以佛洛依德的語言來說：「超我」，猶如執行社會規範的「虐待狂」；「自我」是被監察「被虐狂」。 當內在於精神層面的「超我」，認同外在的社會規範的權威的時候，精神層面便出現了代表社會集體意志的存在。維持生活秩序正常運作的「超我」，甚至成為自己對自身的暴力來源。這種自我被「超我」的監視，亦是無間段無意識的，防止自我意識有意無意地選擇回到純粹滿足原始慾望的原慾當中。
而歸根究底，「超我」的出現，是源於人類害怕失去社會對自身的愛（Fear the loss of love）．佛洛依德在這裡所用的愛字，實情上是社會大眾的認同，人們基於害怕失去心目中眾人的認可，所以在與他者衝突之前，先對自己進行懲罰。
「超我」要求的聖人模式
「超我」建立以後，這便等於在人的心目當中，建立了理想的社會狀態該是如何，且要求人們按照「超我」的命令來生活。對於佛洛依德來說，人們研究倫理學的動機，其實就是一種嘗試以「超我」對自我的命令，以圖治療自身的缺憾，而這個「超我」的命令，實是一種永遠不能用任何文化手段達至的要求。換句話講，「超我」對自我的律令，其性質就是「超乎人類可達到要求」，而當自身滿足不到這種命令，與要求有所距離的時候，便會產生相應的罪疚感。
佛洛依德的說法，應該可以閱讀為一種對康德倫理學的批評，他可能認為康德定言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講法，要求所謂道德的行為是無條件的，純粹是道德理性自身對自己的要求，為做而做，而不是基於某些條件，一些假言律令（hypothetical imperative）要做，否則便與道德無關。故此我認為這種佛洛依德關於「超我」的說法，實是與康德的倫理學，甚至與整個德國觀念論有關。
有趣的是，佛洛依德亦有基於這個立場討論西方的宗教文化。他以基督教的教義為例，說明「超我」對人的過度要求，十分有洞見，特別是當聖經講「愛人如己」（thou shalt love thy neighbor as thyself）的時候，更具體地描述出這種經驗。人類心靈中「超我」的運作，往往是偉大領袖所留下來的形象，這種形象乃最純潔、最有力量的命令，亦是最具偏見性的命令，而最容易把握的例子就是耶穌。耶穌為眾人釘十字架，被人所背叛就是一種弒父的事件，後來世人為此便認定自己為罪人，出生便帶著原罪（original sins），佛洛依德認為內裡的關係十分明顯。
人們面對「超我」純潔而不可能達到的律令之時，往往不是逃避，而是主動「受刑」。愈難完成的要求，更顯該事情的崇高，故此愈被人們歌頌的聖人，愈認為自己滿足不到「超我」的要求，從而認為自己比常人更有罪。中世紀的教徒認為自己有罪而自我鞭笞，其實亦是基於這種原因。
「你的溫柔怎可以捕捉，越來越近，卻從不接觸」
權威的建立，從害怕失去社會對自身的認同，轉變為主動尋求自我責罰，實際上就是一種以「尋苦求虐」取代「害怕失去眾人認同」的過程，亦是進入文明社會，「超我」出現的必然悲劇。
現代文明的進步，是以人的不快樂為代價的。而他對基督教亦有少許批評，他認為若基督教的倫理觀是把人的理想放在死後世界（afterlife），於現世完全沒有獎賞，要求人類滿足一些不可能被滿足的要求，最後只會徒勞無功。
人的原慾被壓抑，又要滿足「超我」的要求，世人便在兩極之間遊走，甚至為了滿足文明對自身的命令，而主動要求自我懲罰，務求設法阻止得到自己所想，禁止自己觸及原慾的內核，要求自己不能滿足自己。這種「禁止自己滿足慾望的慾望」，令自己徘徊在一個不快樂的領域當中。
「猶疑在似即若離之間」
佛洛依德對於這種精神狀態稱之為官能症（neurosis），也就是一般的現代文明人，活在社會對自我的要求，與滿足個人慾望的兩極之間，每個人的精神世界便內化成「群體」與「個體」之間的對抗。
而最有趣的是，佛洛依德認為人們強逼自己不去滿足「超我」對自己的要求。他們知道自己永遠滿足不到「超我」的要求，故此便退回自然狀態，意圖進入一個任性地滿足自己原慾的領域，但清醒過後又會明白，自己沒有滿足到社會對自己的要求，迎合社會對自己心目中的形象。而當這個要求不能被滿足，便產生相應的罪疚感。而某些人更會把這種罪疚感，當成他所慾望的一種東西，從這個罪疚感當中獲得爽快感，故此這些人永遠不會完成社會命令要求他想完成的任務，甚至滿足於這種未完成的狀態，當自我意圖永遠與「超我」的要求保持距離的時候，便落入一種輪迴當中，走不出來。
這種精神面貌，正正就是晚期佛洛依德所形容的強迫官能症（obsessional neurosis），在罪感當中輪迴，禁止自己得到自己所想，這種強迫重覆的特點，恐怕就是人類進入現代文明的代價了吧。
﹙原文刊於2021年1月份《號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