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裁倫理學︰雙重效果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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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K老師    難度:★★☆☆☆

 

  著名的效益主義哲學家辛格(Peter Singer)早前在一篇文章指普京入侵烏克蘭與當年希特拉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徑相似。文末論及如何制止這場不義戰爭,他言辭辛辣地寫道︰

從現在開始,只要普京仍然是俄羅斯的領導人,這個國家就必須受到國際的蔑視。制裁必須要足夠強大,以確保俄羅斯人清楚瞭解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希望破滅。

這對那些公開反戰的俄羅斯人尤其不公平,但他們又有何其他手段可以指望一個願意遵守道德原則與國際法的人會來取代普京呢?有時,戰敗者會將他們的痛苦視為解放。問問今天的德國人吧。

  辛格的意思就是說,即使損害無辜的俄羅斯人,制裁仍然是必要之舉。

  借題發揮一下,這與典型的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甚有可比之處。效益主義一般都認為道德要求人應該為世界整體帶來最大的利益/效益,否則就是犯錯。為了達成最大效益,效益主義者甚至不惜犧牲無辜的人。道德哲學的入門課經常談到以下這類例子︰

  手術高明的醫生有五個病人,每一個都須盡快接受器官移植來續存。可是自願死後摘除器官的人太少,他們最終能夠依靠這途徑而獲救的機會是零。現在,有一個健康良好的人踏進了醫院。他恰好有齊那五個病人生存所需的重要器假設醫生殺了他取用了他的器官因而救活了五個病人,這的確是成功為世界整體帶來最大的效益了,可是那樣做道德上就對嗎?

  大部分人都會不認同如此活摘器官的做法。即使殺死那個無辜者能夠為世界整體獲取最大效益,我們一般都認為這做法離經背道。

  有趣的是,對俄制裁與摘取器官的例子同樣都會傷害無辜的人,但大多數人的判斷都與辛格這個效益主義者相似。即使犧牲眼前一些無辜的人的福祉,制裁亦在所不惜。制裁與摘取器官的例子最大的分別可能在於制裁並無直接殺害無辜。不過,受制裁影響的人數加乘起來的傷害亦不難與一條人命的損失相提並論。站在典型效益主義的角度看,這一點分別在道德上甚至不太相干。站在一般人的角度,即使經濟制裁搞出了一兩條人命大抵亦不足為道,一般人大概不會因此就改變看法。另外,有人可能說「戰爭中沒有人是無辜」之類的話,但這種宣稱頗為武斷,如同某些霸道家長說「在這屋內沒有人有私隱」一樣。明顯,某些反戰的俄羅斯人實屬無辜。

  有人可能追問,一般人真的認同辛格對制裁的看法嗎?至少有某些在俄羅斯有業務的公司不願意主動切斷業務,甚至指如此的措施會連累無辜的俄羅斯百姓。回想戰爭爆發初時,眼見大多數的網路意見都認為外國(尤其指美國)應該採取遠多於經濟制裁的軍事行動。一些調查顯示,超過八成的美國人認同嚴厲的經濟制裁,甚有有超三成人支持美國採取有核戰風險的軍事行動(資料)。某些英國的調查亦有類似的結果(資料)。這些觀察與調查當然只來自「西方」,或許偏頗,但來自與俄友好地方的民調一直都不可信,有亦等於無。所以,我只好斷言大部分人對制裁的看法與辛格大抵一致。

  所以,制裁一例說明了「為了最大的效益而犧牲無辜的人」無錯嗎?反對效益主義的人當然不會就此投降作罷,我們討論一些可能的回應。

  首先,或許有人會拒絕將經濟制裁歸類成「為了最大的效益而犧牲無辜的人」之事,更準確的描述或許是「為了公義而犧牲無辜的人」。與之相對,摘除器官的例子似乎並非屬於「為了公義而犧牲無辜的人」之事而只能夠是「為了最大的效益……」,因此我們仍舊可以說「為了最大的效益而犧牲無辜的人」的做法錯誤。

  但我們要小心,這回應看似有說服力乃因為預先就假設了摘除器官為不義的看法。它似乎正正因為假設了摘除器官不義才能夠說它不屬於「為了公義……」之事。所以,這回應不外乎在說制裁與摘除器官的分別只在於「一個對而另一個錯」,這並無法解釋到究竟是甚麼理由使得摘除器官不屬於「為了公義而犧牲無辜的人」,要知道效益主義者大可以根據其最大化原則而指摘除器官正正屬於「為了公義……」之事。換言之,上述的回應犯了「丐題」(begging the question),即在推論中不當地假設了論者正要爭議之事。

  於是,反對效益主義的人須要提出更多解釋,說明究竟有甚麼非效益的理由使得犧牲無辜的經濟制裁無問題。

 

淺談雙重效果

  非效益道德理論當中有一條稱為「雙重效果(double effect)」的原則,用以判斷一個同時有好效果與壞效果的行動有無犯錯的道德問題。粗略地說,如果壞效果是意圖達到之事(intended consequence),那麼那個行動便有道德問題。換言之,有壞後果的行動必須要意圖清白才可以,否則便是立壞心腸的邪惡行為。

  雙重效果原則有不同的版本,但關鍵在於那個壞的效果是否行動者意圖達到的後果,抑或是純粹只是預料之內而非意圖達到的副作用(unintended side-effect)。有一個簡單的測試可以幫助我們區分出那個才是意圖達到的後果︰如果某個後果並非意圖想要達到的話,那麼即使那個後果最後沒有發生,我們亦不會說當初想要做到的事情因而失敗了。換言之,如果某個後果正是意圖要達到的話,那麼它沒有發生就表示想要做到的事情亦失敗了。

  意圖正好點出了經濟制裁與摘除器官的一個分別。制裁的意圖後果是逼使俄羅斯領導人退讓(因他們的利益直接受損),而非傷害那些上街反戰的俄國人。即使那些無辜的反戰人士沒有在制裁下受損,制裁並不會因而失敗。但摘除器官的意圖後果卻是無辜的人失去維生器官而亡。如果那個無辜的人沒有失去維生器官,那麼透過移植而救人的計劃亦不會成功。

  因此,在制裁一例中,犧牲無辜的反戰人士並非意圖達到的後果,而只是預料之內的副作用。但在摘除器官的事例中,犧牲無辜的病人根本就是意圖達到的後果。根據「雙重效果(double effect)」的道德原則,如果諸如犧牲無辜的壞後果是意圖達到的話,那麼那個行動便不道德。因此,摘除器官不道德,但制裁則無這個問題。

  因此,反對效益主義的人可以說,犧牲無辜是否其意圖達到之目的乃關鍵的道德考量。道德並非純粹計算如何為世界整帶來最大的效益。但千萬不要誤會,這並非說行動的效益或後果完全無關。如果制裁毫無機會帶來結束侵略的效益,那麼制裁亦難以在道德上站得住腳。

  雙重效果原則一般都會同時指出行動必須合乎比例(proportional),即道德並不容許我們只為了達到很少的善而(無意圖地)造成很大的惡。換言之,行為的好後果必須足夠大得以抵消其壞後果。如此一來,阻止普京殘害烏克蘭人的善還算抵得上經濟制裁損害無辜俄國人的惡,但如此的善未必能夠抵上全球核子戰爭的惡。

  最後作個小總結,雙重效果原則一般至少都會要求︰

  (一)行動的壞後果必須並非意圖所要達到。

  (二)行動的好後果必須足夠抵消其壞後果。

這條原則或許解釋到為何道德容許制裁而不容許活摘器官,以及其他相類的情況。

來日再談其他哲學家對這次制裁的想法。

 

主要參考︰Peter Singer 的〈From Munich to Moscow〉。

原文刊於《號外》202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