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結構主義的無政府主義(一):無處不在的權力

作者:豬文  難度:★★★★★

 

傳統的無政府主義

  1872 年 9 月,國際工人協會,亦即第一國際,投票決議將無政府主義代表人物巴枯寧(Mikhail Bakunin)逐出協會。巴枯寧與馬克思(Karl Marx)正式決裂。

  對於革命是一回怎樣的事,巴枯寧所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有根本分歧。就馬克思而言,革命的當前目標是推翻資本主義,建立起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體。唯有在工人成功奪取國家的權力之後,才需要處理新建立起來的權力。

  但對巴枯寧來說,國家以至權力本身,正正是最核心的問題。問題不在於是由誰專政,不在於究竟是由資產階級,抑或無產階級掌握權力,而是關乎「權力集中在某些人身上」這件事本身。

  無政府主義的核心想法,便是要拒絕一切代表,不能讓權力掌握在他人手上。無政府主義者認為,每當你放棄自己的權力,讓其他人代表自己的時候,便意味着他人有權為你作決定。而這些決定必然會造成壓迫,因為這些決定最終只會有利於決策者。國家便是這種壓迫的典型:一小撮掌握權力者決定了群眾的生活。

  所以,對無政府主義來說,解放不在於讓某群體專政或者充公一切生產資料(這是馬克思的想法),而是每個人奪回本來就屬於自己的權力,為自己發聲,代表自己,建立所有人在政治權力上沒有差異的社會(篇幅所限,無法多解釋傳統無政府主義的理想社會圖像)。

  簡言之,按傳統的無政府主義的理解,權力都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壓迫;相對地,革命則應該由下而上、自發地推翻一切權力的活動,而不是由任何「代表」 ── 工會也好、共產黨也好 ── 「帶領」工人建立「無產階級專政」。[1]

權力

「權力無處不在,不是因為它包攬一切,而是因為它隨處洐生。」

傅柯(Michel Foucault)在《性史》如是說。

 

  後結構主義雖然承繼了無政府主義拒絕一切代表的核心想法,但他們對權力,以至於革命的理解都大為不同。其中最關鍵的是,後結構主義已不再用上述這種上下截然二分的圖像去理解權力與個體之間的關係。

  社會,無論在傳統無政府主義者,抑或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眼中,都像一棵大樹,有枝葉,也有一個可辨析的根本結構。這個根本結構是權力核心,也是一切對個體的壓迫、社會問題的源頭。馬克思說這棵大樹的根便是社會的政經結構、人們的生產模式;巴枯寧則說那是國家體制。若然你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何以會出現壓迫,他總會說是因為社會的政經結構,資本家壟斷了社會的生產資料;若你問一個傳統無政府主義者的話,他則會說是因為那個宣稱代表着你、掌握着權力的團體。

  但對後結構主義來說,社會並不是一個由根本結構繁洐出來的整體,而是各種雜多、殊別的行為、關係、事件所交織而成的集合。權力就在這些殊別與雜多的東西當中產生:權力不再是這些東西的「根」,或者存在於這些東西之「上」。

 

這是後結構主義者德勒茲(Gilles Deleuze)對社會的想像。他說社會並非一棵有本有末的大樹,而更像上面這種本末難以辨識的根莖(rhizome)圖像

 

  那麼,為甚麼壓迫會出現在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呢?並不是因為在我們對面有一個龐大的終極大魔頭(資本主義或者國家),把手伸進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而是因為我們生活每一個部分、每一個舉動、與他人建立的每一種特殊的關係,本來就會洐生出權力。在這個細節當中,本來就有可能造成壓迫。[2]權力不在個體之「上」或「外」,權力就在個體的生活當中。

  傅柯在《性史》中總結出權力的幾個特點:第一,權力在數之不盡的「點」裡出現;第二,權力關係並不是眾多關係之外的一種獨立關係,沒有一種叫「壓迫—被壓迫」的關係,只有「父—子」、「男朋友—女朋友」、「老師—學生」等等這些殊別的關係當中洐生出來的壓迫;第三,沒有一種對立,如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巴枯寧所說的「統治者—被統治者」,能夠作為一切權力關係的根源。[3]

  因此,傅柯說他作為一個哲學家,不能提供關於權力的理論,他只有權力的分析。因為權力根本就沒有所謂跨越時空的本質,所以不可能有在所有時空都有效的理論可解釋權力。巴枯寧以為研究國家就是研究權力本身,但其實根本無所謂權力本身。要研究權力,我們只能回到那些殊別的行為、關係與事件,例如回到研究監獄的設計、精神病院的運作等等。而更重要的是這些殊別的東西都不是「無故從石頭中突然爆出來」的東西,它們都是歷史的產物。因此,我們要研究權力,即是要研究這些殊別的東西究竟從何而來 ── 它們的歷史。這種研究的方法,其實也就是承襲自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系譜學(genealogy)。

系譜學

 

  系譜學是一種歷史研究,它不問某個對象是甚麼,而是某個對象「如何走出來」。例如尼采自己的道德系譜學,便不如分析哲學家般抽空歷史脈絡去探討「道德(的本質)是甚麼」,卻梳理道德觀念與系統於社會上的具體演變,追溯「(現存的)道德從何而來」。但不是所有歷史研究都是系譜學研究,系譜學作為一種特殊的歷史研究,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在追溯事物從何而來時,並不先驗地預設歷史有能夠解釋一切的普遍框架。按後結構主義者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用語,它不是一種把所有殊別事物安置在一個「大故事」(grand narrative)之中去解釋的研究。

  既然系譜學並不把各種殊別的事物填進去那個「大框架」、「大故事」作解釋,也不會視歷史上出現的事物為必然。例如,如果我們相信聖經那個大故事,則我們會認為一切事物的出現都可追溯至上帝。如是者,世上發生的一切都按上帝的劇本進行。那世上發生的一切都是有理由的,甚至從上帝的角度來說是必然的 ── 它們早寫在「劇本」裡。又例如,黑格爾(G.W.F. Hegel)視歷史發展皆為絕對精神的開展,乃絕對精神步步實現自己的過程,則歷史中發生的一切皆是合理、有意義和必然的。這些對歷史的看法都會透過把殊別的事填進一些「大故事」裡,以解釋他們的意義。

  但對後結構主義來說,上述這種做法會抺殺了事物的獨特性,生硬地把千變萬化、糾纏不清的各種事物,還原成那個共同源頭(上帝又好、絕對精神又好)的產物。例如後結構主義者德勒茲便批評這種做法,無法真正理解與評價各種事物。因為要真正理解與評價事物,我們必須找尋它在整個社會、歷史脈絡下的位置。這些脈絡往往是極其獨特與複雜的。單純視例如「炒賣 iPhone」這件事為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必然產物以作評價,都無視了事情的獨特性。因此,對後結構主義來說,一切事物只是一種歷史中偶然的產物,都是千千萬萬的殊別事物交織出來的結果。

  總而言之,系譜學是後結構主義者研究各種事情的方法。[4]它是一種對事情的歷史性解釋。同時,它視歷史為一種沒有目的、偶然、難以捉摸的過程。這個過程由各種殊別的事物不斷糾結在一起所構成。

主體

  對後結構主義來說,甚至主體本身,也是在混雜的歷史過程中建構出來之物。[5]如此一來,所謂主體也如其他一切事物般偶然,無所謂一個跨越時空的本質存在。而且,傅柯便曾梳理過現代個體在歷史裡出現的過程(他認為現代個體與社會的司法、懲罰制度有密切關係)。

  順此,除了對權力的理解不同之外,後結構主義也有別於傳統無政府主義,並不支持「人文主義」。所謂的人文主義是指一種認為人類或主體有本質的想法(本質指人之為人必然擁有的性質)。傳統無政府主義不單認為人有本質,更認為人性本善。例如巴枯寧便認為人與人之間的合作並非國家監控的結果,而是人的本性自然如此。這種人文主義,便是傳統無政府主義認為「一切權力都是壓迫,拒絕一切代表」以外的另一個核心想法。這兩個互為因果的想法,構成了傳統無政府主義的核心:如果一切權力都是壞的,那麼受其權力限制的人性必然是好的;如果人性本善,那麼限制了人性的權力都肯定為惡,都是壓迫。  

  所以,傳統無政府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的共同點,在於它們都拒絕一切代表,但他們反對的理由卻截然不同:傳統無政府主義反對代表,是因為代表最後都會漠視被代表者的利益,造成壓迫;後結構主義則不會說代表有問題(wrong),而會說代表這件事本身就是錯誤的(false):它錯誤地預設了人有所謂本質能夠被代表。

  如果根本就無所謂人的本質、人民天生的福祉的話,「成為人民的代表」這件事本身就變得不可能:再沒有人可以宣稱他已經把握了我的本質,比我自己更了解我,漠視我的訴求,「成為我的代表」。我們應該警戒任何形式的代表,例如「代人民發聲」、「代工人爭取福利」等。不是因為代表一出現,壓迫便出現,而是因為根本沒有所謂人民的本質,讓政府去代表,也沒有所謂工人天生的福利,讓工會作為代表爭取。工會或者馬克思主義者不能再以為自己真的把握了無產階級的本質,比活在意識形態下的工人更理解他們自己 ── 「我們很清楚工人的本質,我們可以代他們發聲」是不可能的。所以德勒茲便曾稱讚傅柯,指他是第一個人點出「為他人發聲」是一件至為根本的錯事。

政治介入 

  後結構主義保留了傳統無政府主義對「權力集中在某些所謂代表身上」的警惕。由此,後結構主義的政治反省,與傳統無政府主義的核心想法一致。但後結構主義怎樣理解權力(權力並不包攬一切,而就在一切之中洐生)、採用的研究方法(系譜學)、對主體的態度(反對人文主義)都與傳統無政府主義差別甚大。

  可是,「人文主義」加上「權力都是由上至下的壓迫」的想法,對傳統無政府主義來說,革命很順理成章便是個體由下至上推翻一切代表的行動。當後結構主義不再相信人文主義,又不再相信一切壓迫都源自於「統治者—被統治者」的對立時,後結構主義者眼中的革命(或一切政治介入)又是一回怎樣的事呢?我們留待下回再談。

 


注腳:

[1] 因此巴枯寧也反對第一國際的集權。

[2] 基於這種理解,後結構主義也得出一個與傳統無政府主義截然不同的結論:權力是一種壓迫,也同時是一種創造。因為權力就在各種殊別的行為、關係、事件之中。所以新的權力出現時,便衍生了新的行為、關係、事件。例如資本家的權力出現時,這世界也出現了一種新的「打工」,新的「老闆—員工」關係。故此權力除了是壓迫,也是創造,使得某些未曾存在的行為、關係、事件出現。這與傳統無政府主義以為一切權力都必然是壓迫的理解有所不同。

[3] 還有一個特點是,權力關係並不是由主體有意圖造成的產物。這個問題牽涉到後結構主義如何理解主體。為了方便解釋,在此先不述。

[4] 雖然後結構主義者之中,系譜學在不同哲學理論扮演多重要的角色有異。例如比起德勒茲與利奧塔,系譜學對傅柯的影響便明顯得多。

[5] 當然,這是十分粗疏的講法。究竟不同的後結構主義者如何理解主體,固然有更多需要大量篇幅方能梳理清楚的想法,但後結構主義對傳統無政府主義所預設的人文主義,大抵是否定的。

參考資料:Todd May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Poststructualist  Anarc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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