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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豬文 難度：★★★★☆
上回提到，Peter Singer 嘗試論證我們對貧窮國家每天發生的悲劇視而不見，其實與那些對小悅悅袖手旁觀的人，並沒有分別。這說明了我們幫助貧窮國家的人並不只是慈善工作，更屬道德責任。
如此巔覆了常理的結論，某些哲學家竟然還嫌不夠強。他們同意 Peter Singer 說幫助貧窮國家的人是我們的道德責任，但道德責任也有很多種，當中也有不同的「強度」。他們認為，Peter Singer 錯誤地把我們對貧窮國家的道德責任歸類到較弱的類別。所以，他們的爭拗點便在於：究竟我們正在過的「日常生活」，違反了哪一種道德責任？
道德責任之分類
道德責任的分類方法十分繁多[1]，我在這裡只說明其中一個比較簡單而相關的區分：積極責任（positive duties）與消極責任（negative duties）。所謂積極責任，是我們要做某些事情的責任；所謂消極責任，是我們不要做某些事情的責任。例如，回到小悅悅的例子，當我們說那些途人有責任幫助小悅悅時，這個責任便屬於積極責任 ── 他們有責任去做「救小悅悅一命」這個行為。
另一方面，即使有人認為我們沒有救人的積極責任，但仍有消極責任，例如我們可能沒有去做「救小悅悅一命」這個行為的責任，但我們仍有不去做「殺死小悅悅」這個行為的責任。
積極責任要求我們做某行為，所以通常我們會因為沒有做某事而沒有履行積極責任（例如：途人因為沒有救人而沒有負救人的積極責任）；消極責任要求我們不要做某行為，所以通常我們會因為做了某事而沒有履行消極責任（例如：殺手因為殺人而沒有負不可殺害他人這個消極責任）。
積極與消極責任的強度分別
一般來說，積極責任較消極責任「弱」：違反消極責任比起違反積極責任，犯的錯更大。按上述的例子，途人沒有負救人這個積極責任，殺手沒有履行不可殺害他人的消極責任，兩者的結果都是一條人命的損失，但我們一般卻會覺得違反消極責任的殺手犯下的錯更大。[2]至少，我們會認為殺手應受到的懲罰更重，而途人不應該。事實上，我們的社會亦是如此運作，所以殺手要坐牢，途人不用。另外，我們亦會覺得當有人違反消極責任時，我們可以強迫他停止，例如我們可以用武力制止一個殺手不要殺人，但當有人正違反積極責任時，我們卻不會覺得可以強迫他履行積極責任，例如我們不可以強迫途人救人。
當然，這裡的區分，還有十分多複雜的哲學討論，並不簡單。然而，我只想指出，一般而言我們的道德責任主要可以區分成積極與消極責任，而消極責任比積極責任的強度更高。
西方國家都是共謀？
那麼，我們現在對貧窮國家的態度，違反了哪一種責任呢？回想 Peter Singer 的類比，我們沒有透過例如捐錢等方式去幫助垂死中的也門小孩，其實與沒有幫小悅悅的途人無異。所以按 Peter Singer 的說法，我們違反的是一種積極責任 ── 沒捐錢違反了「我們要捐錢」此積極責任。
這引起了一些哲學家的不滿：因為這說法不夠強，而我們正違反的不只是積極責任，更是消極責任。當中的關鍵在於，按 Peter Singer 的說法，雖然我們有積極責任幫也門的小朋友，但他們正在承受的苦難其實是與我們無關，我們沒有份造成他們的苦難，正如途人不是撞倒小悅悅的人一樣。
另一位哲學家 Thomas Pogge 認為：貧窮國家的人所承受的苦難，乃西方富裕國家有份造成，因此西方富裕國家的人違反的，並不只是幫人這個積極責任，更是不損害他人這個消極責任（亦故此，有些哲學家對於「幫助」這個 Peter Singer 使用的字眼也不太滿意，因為我們可說是在「補救」犯下的錯）。
Thomas Pogge 的論證
那麼，為甚麼會說西方富裕國家的人對貧窮國家的人所承受之苦難有責任？Thomas Pogge 的論證可整理如下：
1. 現行的全球經濟結構，在某些面向不公義地損害着貧窮國家的人的利益。
2. 西方富裕國家要對這些不公義的損害負上（部分）責任。
3. 如果西方富裕國家要對這些不公義的損害負上（部分）責任，西方富裕國家的公民也要為此負上（部分）責任。
結論：西方富裕國家的公民要為這些不公義的損害負上（部分）責任。
如果這個結論是正確的話，西方國家的公民便有責任改變現行的制度，停止這些危害貧窮國家的行為，亦有責任透過捐錢等方式去作補償（如小偷有責任把偷來的東西還給別人）。
西方國家予貧窮國家獨裁者的「特權」
具體來說，有甚麼實質的例子支持上述的前題1與2呢（篇幅所限，本文不打算討論前題3）？Thomas Pogge 以很多不同的面向說明西方國家為甚麼要對貧窮國家的苦難負責，有些是比較直接明顯的，例如西方國家對貧窮國家的獨裁者販售大量武器、貧窮國家的獨裁者直接由西方國家所扶植（如美國支持1953年伊朗政變、1973年智利政變）。
我只選其中一個 Thomas Pogge 曾仔細討論也比較有趣的面向來談：西方國家給予貧窮國家的獨裁者的兩種「特權」（privileges）──「資源特權」和「借貸特權」。這兩種「特權」有一個重要特色，即無論誰實際上取得了某地區的控制權，不管其控制權是否具的合法性（legitimacy），西方國家都會給予該統治者這兩項特權。亦即是說，不管某統治者是透過怎麼樣的方式取得權力，例如軍事政變，只要他成功有效控制某地區，西方國家都會給予他上述兩項特權。
「資源特權」是指，無論誰實際上控制了一國的天然資源，例如石油，他都能夠將之售予西方國家。而國際法亦肯定和保障了西方國家在此交易後的資源擁有權。「借貸特權」是指，無論誰實際上取得了政權，他都可以向西方國家借貨。國際法亦規定了還款的責任在於該國家，而非該統治者。
兩種「特權」損害了貧窮國家的人
首先，「資源特權」本身便直接損害了貧窮國家的人，因為「資源特權」將天然資源的擁有權給予了一國的統政者，而非國家人民。由於西方國家於給予「特權」時並不會考慮該統治者的合法性，所以即使該統治者是位暴君，藉着非法手段取得那些天然資源的控制權，然後將之售予西方國家，現在的國際法也不會否定西方買家對這些資源的合法擁有權。
此情況不合理的地方，可以透過一個日常情況解釋：假設小明把你的電腦偷走，然後轉賣給大明。因為本來小明就沒有電腦的擁有權，所以大明買到的只是一件贓物。我們不會承認大明對電腦的擁有權，但現在的國際法卻保障了西方國家對從獨裁者買來的資源之擁有權。這亦變相承認了獨裁者合法地擁有從國民偷來的東西。換句話說，「資源特權」使得一些原本由國民共同擁有的天然資源，變成了統治者所擁有的私人財產。
另外，這兩種「特權」也阻礙了貧窮國家政治與經濟的發展。一方面，這兩種「特權」使貧窮國家的獨裁者有更大誘因搶奪和把持權力，因為他知道只要實際上控制了某地區，不管手段是否合法，西方國家便會願意承認他對該地的天然資源的擁有權，並給予借貸。另一方面，這也幫助了貧窮國家獨裁者鞏固統治。因為這兩種「特權」都為獨裁者帶來大量資源，以致於獨裁得以維持而毋須照顧活在水深火熱的眾多人民。
去年，倫敦國王學院的 Leif Wenar 教授出版的 Blood Oil 一書也指出了，阿拉伯之春中，一國人民是否能夠成功推翻該國獨裁者、實現民主化，與該國跟西方國家的石油交易有莫大關係。他發現，阿拉伯之春中成功民主化的國家大都不以石油輸出立國，而當中倖存下來的獨裁者，大都以石油輸出作為其主要的收入來源。
基於這兩項「特權」，Thomas Pogge 認為貧窮國家的人民的利益不公義地受損，而西方國家要為此負上部分責任。
我們不只見死不救，更是滿手鮮血
現今全球貧窮問題，又應如何恰當地描述？Peter Singer 認為我們見死不救，Thomas Pogge 則認為我們（主要是西方富裕國家）滿手鮮血。
當然 Thomas Pogge 的想法受到各方面的質疑，當中不乏一些極其麻煩而抽象的倫理學問題。例如：甚麼才算損害了一個人的利益？如果我有一千零一塊，我選擇給你一千塊而不是一千零一塊，我算是損害了你的利益嗎？無錯，給你一千零一塊是可能的。因此，在兩個可能情況中，我選擇了一個對你來說較差的情況。但這就等於可以說我損害了你的利益嗎？直覺上我們難以認同。因為比較於另一個可能情況 ── 我甚麼都不給你 ── 給你一千塊已經是對你較好，因此不算是損害了你的利益。
那麼，似乎如何才算是損害，十分視乎用作比較的可能情況是甚麼。那當 Thomas Pogge 說西方富裕國家損害了貧窮國家的人民的利益時，他是用了哪一個可能情況與現行的情況比較呢？是個道德上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世界？是完全沒有國際交流的世界？還是十年前世界？這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但是，如果 Thomas Pogge 無法回答，他也無從說起西方富裕國家損害了貧窮國家的人民的利益。這些後續討論我都留待各好青年自己思考。
無論如何，我們 ── 尤其是西方富裕國家的人民 ── 都應該認真思考 Thomas Pogge 的理論，因為若然無法反駁他，我們其實都是個罪孽深重的人。
[1] 有興趣進一步了解的好青年可以參考倫理學家W. D. Ross在「what makes right acts right」一文中的分法: http://www.ditext.com/ross/right2.html
[2] 這個差異在某些例子的比較當中會更明顯，例如著名的 trolley problem 其實本意就是想勾劃出這個差異，在此不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