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壓迫,永恆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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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嚴振邦 難度:★★★☆☆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不同社會自然有不同的壓迫,面對不同的壓迫,自然要有不同的反抗。我們應該怎樣理解其他社會面對的壓迫呢?

  有些時候,可能我們會認為我們受到的壓迫,就是最大的壓迫,忘記了其他人的處境與我們不盡相同,我們遇到的並不一定是他們面對最主要的壓迫。又有些時候,我們有可能以為所有的壓迫都是壓迫,難分高低,因而忽視了當下最需要逼切解決的問題。

  本文希望指出,這兩種取態皆不可取。我們當然要為各種壓迫排先後次序、緩急輕重,決定當下最需要的反抗,但同一時間,我們不宜也不應該把自己面對的最大壓迫,視為唯一和終極的,甚至否定其他人受的苦難,忽視自己和其他社會中所存在的其他壓迫。

終極的壓迫?

  以前總有一些社會哲學理論,認為某一些東西是所有壓迫的終極來源,只要打到它我們就能解放。例如,有些馬克思主義者會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秩序和經濟結構,是一切壓迫的來源,只要我們能革命,離開資本主義,問題便能解決,我們得到解放。又例如,有些自由主義者會認為,冷戰時期的共產主義是對人類自由的最大威脅和壓迫,而蘇聯解體和東歐共產主義陣營倒台,就意味著歷史的終結,是西方民主自由體制的勝利。只要每個國家都跟隨西方的民主自由精神安排自己的國家體制,那麼就不會再有壓迫,人類便能獲得終極的自由。

  事實證明這些想法都太過理想。蘇共獲得政權,打倒了資產階級,但隨之而來的是國家體制對人民的壓迫。蘇聯倒台後,也沒有帶來真正的人類解放;零八年金融海嘯,反而更突顯到西方資本主義體制也有其自身問題,帶來了後來一連串反體制的政治風潮。就算不談經濟結構,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也在不同著作中,反覆指出諸如美國等西方民主國家,也在民主的外衣下,歷年來常以緊急狀態等的說詞,推出法例,侵害人民自由和權利,同樣也是對自由的壓迫。

  除了具體的政治情況,性別、種族、宗教、家庭、文化等各個不同或大或小的範疇,無不沒有壓迫。用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微觀權力分析,我們知道,並不是說有一個終極的「老大」掌握著權力,用以壓迫其他人;相反,權力在每個段微觀的人際關係中展現,而不是一個可以被個人(如總統)或團體(如階級)掌握的東西。傅柯就說:「不要把權力作為統治整體的單質現象,即一個人統治另一些人,一個團體統治另一個團體,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說話﹙如「男孩子不應該哭!」﹚、做的事情﹙如見到人穿衣不按常規我們就跑開﹚,無不在影響其他人,要求他人按照某些標準行事,而這些標準不見得一定有合理根據。我們每個人就像活於一個很大的網絡之中,每個人就是這個網的一個結,而權力就在這些結與結之間流動。我們既受其他人的權力限制和影響,但同時又在行使權力限制和影響其他人。諸如傅柯等的後結構主義者於是主張,我們應該放棄打倒終極「老大」就可以解放的思想,轉為留意生活中每一個角落,留意權力怎樣發揮作用,並在每一個生活環節中反抗,減少壓迫。

世界上並沒有烏托邦?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所謂「終極的壓迫」,那我們只要把這些「老大」打倒就可以了,我們就可以達到最理想的狀態:烏托邦。就像馬克思主義的承諾一樣,共產主義就是人類的桃花源。但是,如果後結構主義者的說法是正確的話,根本沒有所謂終極老大,人類只能夠在不斷的壓迫和反抗中前進,那世界上就沒有烏托邦。

  在很多社會運動之中,我們都會想像勝利那天的情況,但若世上真的沒有烏托邦,那我們只好提醒自己,那些永遠只會是短暫的勝利,因為解除了一個壓迫,必然還有另一些壓迫。我們只能夠不斷反抗、不斷解放。

  當然,沒有了烏托邦,我們的確會少了一個批判社會的着力點。以烏托邦作為理想,我們總可以指出現今社會的不足。然而,如果沒有了終極的烏托邦,我們又可以怎樣批判當下的社會?這可能就要像如阿多諾﹙Theodor Adorno﹚等法蘭克福學派學者所主張的「內在批判」﹙immanent critique﹚一樣,在每個社會的文化和意識形態中,找尋其內在矛盾,從而指出反抗和解放的方向,做永不會完成的批判;我們也可能可以借呂格爾﹙Paul Ricœur﹚的想法,讓我們以想象力,打開對社會的新想象,揭示出隱含了的可能,從而指引當下應該怎樣改變。

抗爭的緩急輕重

  當然,沒有所謂終極的壓迫,不等於說所有的壓迫在此時此刻也是同等嚴重。我們總要為抗爭定立優次,決定次序,先解決哪些當下最嚴峻的壓迫。

  法蘭克福學派強調,社會哲學批判不能離開社會政治現況分析,不然就會成為離地的學問,空洞的理論語言,而這也是法蘭克福學派強調哲學和社會科學不分的原因。社會政治現況分析,當然應該包括分析不同的壓迫怎樣侵害我們的自由,進而為不同的壓迫和反抗排個緩急輕重。承認有多種不同的壓迫,同時也可以承認其中某一種壓迫是我們當下的最大敵人。

不同的壓迫,不同的反抗

  可是我們必須留意,社會現況分析之所以重要,正由於不同社會在不同時間會有不同的社會狀況,一個社會的最大壓迫,並不一定也是另一個社會的最大壓迫。就算有時不同社會有共同的壓迫和敵人,也不意味着壓迫和敵人對不同社會同等重要。反抗自己所受到的壓迫時,我們不應把自己面對的高牆放大,認為所有人面對的也是同一道高牆,認為自己面對的,也是對他人來說最大的壓迫。我們應當知道自己不完全了解另一社會的狀況,對他人的反抗予以同情,而不是指摘他人不知道哪個才是最大的壓迫和敵人。

  同一時間,我們也不要忘記自身社會來也會有其他的壓迫。就算並不是最逼急、最嚴峻,但如果反抗是為了爭取自由,我們也應盡量在反抗的時候,留意有沒有不必要地造成了新的壓迫,在其他範疇侵害了其他同路人的自由。

了解他人,也讓他人了解自己

  所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香港人所受到的壓迫,自然不足為外人道,但香港人有苦自己知。我們面對的高牆,可能是世界上最高之一,要抵抗這道高牆,誰也沒有把握,只能大家努力面對。

  我們當然要爭取其他人幫助我們反抗,不同社會文化相差太遠,我們往往會以自己的目光去理解他人所受到的壓迫。可是,我們必須承認,這樣的理解必有落差,他人不一定理解我們所受的壓迫,我們也會誤解他人遇到的苦難。我們可以做的,可能是想辦法讓他人明白我們的狀況,同時盡量學習以別人的目光來理解他們所受的壓迫,互相支持,一起對抗大家所面對的高牆。

原文刊於2020年11月6日明報﹚

嚴振邦

為人嚴肅,平常都正經八百,不苟言笑,對運動旅遊美食色情資訊等日常輕鬆話題和說廢話挖苦別人說髒話耍廢搞惡作劇等取樂子的活動可說是全無認識也無興趣更無能力,甚至常不屑那些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終日只懂大言炎炎侃侃而談的人,以至有「嚴肅」的別名。可惜小弟一登場往往氣勢太嚇人,年紀雖輕卻常遭誤認為叔父輩的人物,故又被誤以為叫「鹽叔」——一個叫「鹽」的大叔。有些不認為我江湖地位值得稱「叔」的人,也就只能叫我「呀鹽」了。 →→打賞荼毒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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