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左走向右走,走不出歷史決定論的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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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甘仔  難度︰★★☆☆☆

  二十世紀的歷史,可謂是一個多災多難的年代,從兩次大戰到美蘇冷戰,以及多次中東衝突與兩伊戰爭,無論戰爭的規模以及死傷人數亦遠遠比十八、九世紀時期的經濟殖民侵略為多。而二戰與和冷戰格局與以往人類歷史的衝突顯著不同,不少地區的國內與國際衝突是以政治意識形態來分別陣營,並不單純是過往的宗教分岐、殖民衝突以及現實利益等理由。

  若果站在東亞的角度去思考這個問題,則更見明顯。清朝以前的歷史,鮮有因各政團的政治理想大方向的不同,而出現衝突,即使從宗教層面去講,東亞社會似乎亦沒有出現如西歐三十年戰爭的大規模宗教戰爭。然而,二十世紀中期國共內戰、南北韓分裂、日本的軍國主義以及戰後的赤軍,似乎把整個東亞社會捲入左右翼的意識形態鬥爭當中。

  無論左翼或右翼,這種政治意識形態的特點是聲稱自己的理論,能解釋整個人類歷史的階段演變,最終會向哪個方向邁進,同時宣稱現時的社會站在那個的階段。二戰時期的極右納粹主義,以種族主義及優生學等似是而非的理由,認為只有金髮藍眼的雅利安人能帶領人類社會進步,過程中出現大規模對猶太人的屠殺;二十世紀共產主義實驗,則以人類社會發展的五個階段說,為了到達最後階段的共產主義社會,不惜大規模改造社會,圖「超英趕美」,以迎合這種歷史決定論的發展模式。他們認為社會可以透過人為的操控手段,跨過幾個發展階段,卻反過來造成各式各樣的人道災難與問題。

波普爾的《歷史決定論的貧困》

  以上兩種政治意識形態似乎都有一個特點,就是或多或少信奉歷史決定論:人類社會會按著某種學說的推論,一步步依據着社會發展藍圖前進。波普爾(Karl Popper)曾經有一部名為《歷史決定論的貧困》的著作,內容大致上就是認為,左右翼均犯上歷史決定論的錯誤,無論是認同國家主義的黑格爾右翼,認為人類歷史由自由與理性發展一步步發展,從初期東亞、印度、希臘,到最後以德意志的普魯士王國為最終形態;抑或是左翼馬克思以經濟生產關係代替黑格爾的講法,把歷史講成五個階段,均有以上的問題。

  對於波普爾來說,對歷史發展的所謂預言(prophecy),根本不是可靠的知識,我們根本無法從一個先驗(a prior)的歷史藍圖,確實地知道歷史的走向。其中的關鍵問題是,他認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有著根本的不同,同時認為如果社會科學的目的,是從歷史當中尋找一些法則或者規律去解釋歷史的話,似乎不太可能。他曾寫道:「社會學、社會決定論或是預言歷史的理論全然基於法則來預則社會變化。但問題是,這種歸因於普遍律則的方法並不適合社會科學,我們並不應假定不同時空的社會生活狀態有不變的同一性,這些律則只能應用在某一歷史階段。」[1]

  波普爾同時又批評歷史決定論所預設的「整體論」問題,這裡所謂的整體論就是能預測人類大歷史的走向的理論架構。他以兩個很有趣的概念來區分這個問題:一個稱之為「零碎工程學」(Piecemeal Engineering),另一個稱之為「烏托邦工程學」(Utopian Engineering).[2]他認為主張「零碎工程學」的人並不同意狂熱的社會活動家,特別是具「烏托邦工程學」想法的人,理由是人類的知識僅能從錯誤中學學習,一步步逼向更完善的社會。[3]而「烏托邦工程學」希望依據藍圖重新建構「整個社會」,直至國家與理想中的社會形態相近。這特點使「零碎工程學」不滿,特別是烏托邦的想法往往有欠周全,同時過分冒進。所謂的烏托邦藍圖,根本就不是嚴謹的科學知識,但卻有人把社會的前景賭在這張空頭支票之上。

歷史中具體的個人選擇的重要

  但是,若果歷史學或社會科學不能預言未來,那麼人文與社會科學的作用為何呢?波普爾認為這些學科的解釋似乎受到時空所限,換成另外一個時空就不管用,那麼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這些學科呢?坦白講,這個討論在科學哲學與歷史哲學等領域當中有很多很多的討論,篇幅所限,不能盡述。而波普爾其中想法是:這樣更突顯社會及歷史研究中,對個體或體制研究的重要,而重點是這些人或機構在歷史中的「決定」如何影響社會發展。故此史學及社會科學的選材上,無可避免地要是有所取捨(selective),意思大概是指:我們詮釋歷史時,必然剪裁關鍵史料,並集中描述某些史家認為重要的機構或人物。

  其中一句原文如下:「我們需要建制於個人主義的方法論研讀歷史,並透過重要人物理論社會體制,或研究傳統如何破舊立新。也就是說,個人與體制的研究能補充人們如何理解如國家、政府及市場等集團,同時亦有助理論科學與工業的發展。」[4]

提出歷史的詮釋會干擾原來的歷史進程

  波普爾的另外一個想法則更加有趣,就是認為社會科學不能如古典物理學所要求的一樣,可以把觀察者與被觀察的物體作出區分。在社會科學當中,解釋者同時亦是參與者。由於解釋社會運作的理論不能進行實驗室的控制實驗,然後實驗者從外觀察。社會科學的理論本身包含理論家自己,他亦身陷於歷史當中,同時當有人閱讀他的理論的時候,被他所解釋的人,可以按著他的自由意志,故意不依從理論所認定的方式來做事,故此社會科學的理論會改變了社會發展的軌跡。

  當有人對社會進行解釋的時候,便某程度上干擾社會的路向,這一點他認為波爾在量子力學中所提及的「不確定性原則」(principle of indeterminacy)有相似性。[5]所以,他認為若果社會科學嘗試解釋歷史,一旦提出相關的理論,造成的社會效應,便會使本來的「客觀歷史」偏離。

  這種說法把社會科學家與歷史真相的關係形容為「只可遠觀而不可褻玩」,若果歷史理論注定會干擾歷史事實的話,那似乎就沒有絕對客觀的歷史。可是,反過來說,提出歷史理論的人,是否一種擺脫過往社會慣性運作的方法?故此詮釋歷史,是否就是一種參與社會運動,甚至是改變歷史的行動呢?

[1] Karl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Boston The Beacon Press 1957, page 41

[2] Karl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Boston The Beacon Press 1957, page 66

[3] 這個想法顯然與他的「否證論」(Falsification)有關,也就是說科學與非科學的區分在於科學理論是否具「可否證性」(Falsifiability),而科學的發展就是排走一些不可靠的想法,從而一步一步更接近真相。坊間有不少人把波普爾的理論詮釋為「無絕對真理」的講法,這顯然是過度的詮釋。

[4] Karl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Boston The Beacon Press 1957, page 149

[5] Karl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Boston The Beacon Press 1957, page 14

 

Kum Long Yin

為人低調又低俗,但希望讀者不會覺得文章低能與低質; 興趣是歐陸哲學,現在研究的是與生物語言相關的課題; →→打賞荼毒室←← 很喜歡貓與兔,閒時會思考牠們究竟懂不懂人話, 一想到這個問題,便察覺還有很多論文要看,便頭暈眼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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