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望的意義——兼談憤怒﹙與沐恩對談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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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嚴振邦 難度:★☆☆☆☆

 

上回提要: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沐恩,和我們分享他對社會運動中「絕望」這種情緒的看法。為甚麼就算我們有絕望的信念,也不必有絕望的情緒?因為我們可以把目光由個體的無力,轉移到去群體之上,我沒有能力,不代表「我們」都沒有能力。而這就讓我們不致產生「絕望的情緒」。

邦:我這樣總結你的想法可以嗎?簡而言之,「我」作為個人,在判斷客觀形勢後,因為形勢太壞,很容易會有絕望的信念,而這當然亦建基於我對自己能力的判斷,覺得自己沒有能力改變現狀。而因為這種判斷,我們很易會產生出一種絕望的情緒。但其實這種絕望情緒的產生並不必要,因為我們可以把目光由個體轉移到群體上。就算我們對自己的能力沒有信心,也可以對群體的能力有信心。而這就排解了我們絕望的情緒,令我們不致於犬儒,也令我們更能承受痛苦,因為這時候的痛苦都變得有意義。

這樣說來,絕望的信念,只要不衍生出絕望的情緒,看來還是有推動我們行動的正面意義?

「我們」作為「我」的救贖

沐恩:對。在漫長的抗爭中,種種難關無日無之,沒有一套能夠一用到底的抗爭方法。絕望的信念正是一股強大的動力,逼使我們突破原有的思考模式,創造出種種想像不到的新抗爭模式,世界上數之不盡的創意抗爭,都是在絕望中被迫出來的。然而,我們會問,既然絕望讓我們自覺無能為力,我們又何來創意?如果我們視彼此為一命運共同體,則我雖無能為力,我仍可相信他人比自己更有智慧和勇氣,我雖不能作前鋒,仍可做後勤,雖不能作軍師,仍可做補給。於是,即是「我」絕望,「我們」也不必絕望,「我們」既不絕望,「我」亦不絕望。

邦:這個說法很有意思。「我們」這類有種淡淡然宗教救贖的味道。我們自己每個人可以感到絕望,但因為有「我們」,而「我」又在「我們」之中,「我們」的希望也就救贖了「我」,排解了「我」的絕望。

所以這種每一個「我們」中的「我」都感同身受的絕望感,就是你指的「絕望作為一種政治情緒」嗎?

政治情緒和公共情緒

沐恩:可以這麼說。政治情緒﹙political emotion﹚,或可稱之為公共情緒﹙public emotion﹚,是指一個群體所共同經歷的情緒。然而,一個群體內的成員千差萬別,即使大家都感到絕望,但這絕望的內容與感受亦不盡相同。必須要經歷一個彼此的情緒互相感染、理解和認同的過程,以至於將彼此視為一個命運共同體,其所共同感受的絕望才算得上是一個政治情緒。

邦:很多人說連結香港人的可能不是甚麼共同的價值觀;使香港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的,是我們一起經歷的痛苦。聽你這樣說,我的感受就更深。絕望作為一種政治情緒,這情緒是公共的,而且是我們通過彼此的情緒互相感染、理解和認同而衍生出來。這種有切膚感受的公共情緒似乎比以前說的、相對理性的共同價值觀,更能連結我們,令大家更緊密,也讓我們感受到與群體更深的連結,推動我為這群體做更多的事。這似乎也是絕對作為一種政治情緒會有的正面意義?

命運共同體的基礎

沐恩:我會說,使香港人成為命運共同體的,既包含過去我們一起經歷的苦難,亦包含我們對香港未來的願景與美好生活的想像。正是這種共同的過去與未來,使我們能在現在視彼此為不可分割的手足和夥伴。我想,透過理解絕望作為政治情緒的特質,我們明白到絕望之中其實包含著希望,因此,我們不必為自己的絕望感到自責,也不必視自己的希望為妄想,我們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使得我們同時承受著的希望與絕望都並非虛妄。

邦:「絕望之中其實包含著希望」這說法很好。這當中似乎必然涉及到一種目光的轉移,讓我們把專注力從個體轉移到去向群體上去,就算我們對自己的能力沒有信心,也可以對群體的能力有信心。而這就排解了我們絕望的情緒。

沐恩:大體而言就是這意思,你的理解是對的,命運共同體既可以為個人的痛苦賦予意義,亦以對他人的信任解除個人的無能為力感。簡而言之,一起絕望,也就不必絕望了。

憤怒也有正面作用?

邦:說起「絕望」這種不好的情緒可能也有其正面意義,這讓我想起另外一個一直名聲很壞的情緒:憤怒。之前看沐恩你寫的《情動於中--生死愛慾的哲學思考》,看到你討論憤怒這惡名昭彰的情緒,其實也可以有價值。例如它可以替我們改變世界觀,面對困境,也可以幫助我們偵測和解決人與人之間的衝突。

用你說的這個「公共情緒」概念來說,這一年來,似乎我們也可以說,憤怒是一種公共情緒。不單只很多香港人覺得憤怒,而且這種憤怒也都經歷了一種互相感染、理解和認同的過程,大家都很明白大家憤怒到睡不着的感覺。這說法對嗎?憤怒會不會像絕望一樣,在當下社會有其價值?

沐恩:憤怒當然是一種公共情緒。憤怒的公共價值,在於它給了我們勇氣,去做很多我們本來不敢去做的事。面對危險,我們勇往直前,這對推動運動的成功至關重要。而且它作為一種公共情緒,這代表着這不是我們個人所擁有。我們可以設想,很多時候,如果有人得罪了你,你感到憤怒,然後他跟你道歉,我們個人來說是很難不接受的。但因為憤怒成為了公共情緒,就算你一個人接受對方道歉,其他人也不會接受。這使我們更能向着既定的運動目標前進,不容易受着個人因素而停下來。

事實上,憤怒在很多社會運動中都扮演重要角色。世界上很多的社會運動,都是由集體恐懼出發,演變成集體憤怒,使大家有勇氣去作更激烈的抗爭,而最後其中一些運動就成功了。

但當然,憤怒另一方面也跟「復仇」這種衝動有密切關係。憤怒的情緒會推動我們去解決不公義,而這也包括了要復仇,讓施害者受到懲罰。但放在社會運動的處境,這種復仇的衝動卻有可能令運動走歪,讓我們只希望令施害者得到應得報應,卻忘記了運動本來的目標。法國的黃背心運動最後失敗,其中一個原因都可能是因為憤怒只引向了復仇,令大家忘記了運動本來要爭取的東西。

 

後記:沐恩在《情動於中--生死愛慾的哲學思考》中, 借用塞內卡﹙Seneca﹚的理論,指出憤怒不是純粹的生理反應,當中也包含理性的判斷。例如,當我憤怒時,同時我必定也有「我受到不公義的傷害」和「他應該受到懲罰」這些判斷在其中。而放回今天香港的脈落,就更能解釋到為甚麼這麼多人會覺得義憤填膺,因為人們不只被社會上發生的事惹得血脈沸騰,同時也強烈覺得自己和社群受到不公義的傷害,覺得主事者應該受到懲罰。

從這個角度看,這種集體的憤怒也有其正面意義。一方面,它就像絕望一樣,作為一種不好的公共情緒,反過來卻加深了社群中人與人的聯繫,令我們更緊密相連。另一方面,也像絕望能激發我們的創意一樣,憤怒也讓我們更有行動力去解決我們遇到的不公義,這比起純理性的思考帶來更多的爆炸力。

平常我們說憤怒不好,是因為憤怒會遮蓋我們的理智和判斷力,因此我們往往會把理智與憤怒相對。但經過沐恩的分析,我們能看到,其實憤怒也有其理性基礎。如果我們建基於理性的思考,正確的判斷「我們受到不公義對待」,那這樣的憤怒其實也很理性。當然我們不應讓憤怒沖昏頭腦,使我們不能再作理性思考。但憤怒這情緒本身,卻不一定壞。反過來說,透過合理的怒憤,我們能建立更多的東西。

 像絕望和憤怒一樣,很多情緒都被加上了污名,但當我們認真審視它們,就可能會發現,它們往往也有好的一面,值得我們重視。

原文刊於2020年8月7日明報﹚

 

嚴振邦

為人嚴肅,平常都正經八百,不苟言笑,對運動旅遊美食色情資訊等日常輕鬆話題和說廢話挖苦別人說髒話耍廢搞惡作劇等取樂子的活動可說是全無認識也無興趣更無能力,甚至常不屑那些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終日只懂大言炎炎侃侃而談的人,以至有「嚴肅」的別名。可惜小弟一登場往往氣勢太嚇人,年紀雖輕卻常遭誤認為叔父輩的人物,故又被誤以為叫「鹽叔」——一個叫「鹽」的大叔。有些不認為我江湖地位值得稱「叔」的人,也就只能叫我「呀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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