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該絕望嗎?﹙與沐恩對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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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嚴振邦 難度:★☆☆☆☆

 

希望哲學

  這年多的社會運動,令很多香港人感到絕望。絕望不再是個人的情緒這麼簡單,而是變成了社會現象,很多人甚至形容這為集體的心理創傷。

  這除了是一個心理學議題,同時也是一個哲學問題。康德在18世紀就已經提出「我們可以希望些甚麼?」的問題,放在當下的香港,風高浪急,這問題也就更加迫切。有人說「不是因為有了希望才堅持,而是因為堅持才有了希望」,但這種希望是不是只是一種自我安慰,甚至是一種自我欺騙?現實從來都是沉重的。作為個體,我們努力地想推動改變,但現實太沉重,根本不是我們能推得動。在這情況下還強要抱有希望,我們有甚麼根據?

  還是說,為了推動我們繼續前行,就算沒有任何理性根據,我們也要抱有希望,覺得自己總有機會改變現實?

  在甚麼情況下,抱有希望才是合理的,而不只是一種宗教式的信仰?

  康德討論希望哲學,是因為他處身於一個科學和理性取代宗教的年代,所以他要問,在理性範圍內我們可以希望些甚麼。想不到,我們討論希望哲學,也是因為時代向我們的扣問,要我們想清楚在這時代我們還能理性地抱有甚麼希望。

對治絕望和犬儒

  沐恩,我的中大哲學系師兄,現為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專研情緒哲學。跟沐恩相識始於第一年拍港台的「哲學有偈傾」,我們找他上來談「快樂」,討論人可以怎樣得到快樂。想不到今次再聯絡他,卻要找他談相反的問題:絕望。

邦:過去一年多,我想很多香港人都感到很絕望。社會運動中當然有過有希望的時刻,但同一時間,我們也深刻的感受到自己的無力,完全體會到無論多努力也不一定看到有希望成功的感受。這樣一種絕望的感覺,我們需要排解或處理嗎?我們可以怎樣面對這一種絕望感?

沐恩:絕望需要排解,是因為絕望最能剝奪我們的行動意欲。當我們自認為什麼都做不了。做什麼都沒有用時,很容易陷入犬儒主義之中,自以為看透世事,去嘲笑那些努力的人,甘願接受不公義的事,甚至去做暴政的爪牙,助紂為虐。

邦:這令我想起很多生活中遇到的犬儒主義者。當人覺得做甚麼都沒有用,真的很易會掉進那「我們甚麼都不應該做」的結論。那其實絕望作為一種情緒,是怎樣一回事?「絕望」作為一種情緒有甚麼特別?看來我們必需要先了解絕望這種情緒,我們才可以知道這情緒可以怎樣排解。

絕望作為一種情緒

沐恩:絕望作為一種情緒﹙Emotion﹚,跟絕望作為一種信念﹙Belief﹚有重要的差別。信念一般而言是對客觀世界的描述,當我們判斷客觀形勢十分惡劣,以至於將來不可能會變好時,我們會抱有絕望的信念。而情緒的特點是,它不是單純地關於客觀世界的,而是關於世界與我們自身幸福的關係。因此,只有當我們判斷客觀形勢惡劣,並且認為自身沒有能力去在此形勢中謀求幸福時,我們才會有絕望的情緒。反過來說,即使客觀形勢的惡劣使我們不得不抱有絕望的信念,但如果我們對自身的能力有信心,我們還是可以擺脫絕望的情緒。

邦:這個區分很有趣。這樣說來,我們就算對客觀世界形勢的評判很壞,我們最多可以抱持絕望的信念,但不一定就要跳到跟我們自身幸福的關係上來,轉變成一種絕望的情緒。因為只要我們對自身能力有信心,客觀世界不一定不能改變,最後也不一定影響我們自己的幸福。這樣理解對嗎?不過我想很多人的追問自然是,他們對自己的能力也沒有甚麼信心,若用另一個方法來說,是他們評判客觀世界形勢有多壞時,本來就已加入了自己信心的客觀評判在其中,就是一方面覺得客觀世界形勢不好,一方面又覺得自己能力不足以改變客觀世界,才會有絕望的信念,而這自己就帶來了絕望的情緒。這樣的話,我們能擺脫絕望的情緒嗎?

或者說,這樣的話,我們還應該嘗試去擺脫這情緒嗎?例如我就算評價自己沒有能力改變客觀形勢,但我應該相對盲目地相信自己有這能力嗎?

從「我」到「我們」

沐恩:不應該,我們應該理性地認清楚自己能做到什麼,不然就會陷入不切實際的幻想,以為什麼都不用做,情勢自然會變好。然而,即使我們相信自己無能為力,我們依然可以相信作為命運共同體的他人有能力去作出改變,例如我們可以相信年輕人的智慧和勇氣,相信一些中產願意付出大量的資源去推動抗爭,相信不同專業的人都可以在各自的範疇內作出我們想象不到的改變。我常常想起男兒當入樽的一個情節,在湘北對山王的比賽中,湘北的支柱赤木完全打不過對方的中鋒河田,赤木一厥不振,以為湘北輸定了,之後在老對手魚住的提醒下,才明白就算自己贏不了河田,湘北也不一定會輸給山王,因為他有很多可靠的隊友,我想,這就是「我雖力有不及但我們不必絕望」的意思,當中的關鍵是對夥伴的信任。

奧地利心理學家Viktor Frankl曾說絕望緣於沒有意義的痛苦﹙Despair = Suffering – Meaning﹚。要擺脫絕望,就要為自身的痛苦賦予意義。在漫長的抗爭中,個人的痛苦﹙例如受傷、監禁等﹚的確難以為自身的幸福帶來意義,然而,如果我們視彼此為一命運共同體,則我個人的痛苦可以為他人帶來意義,為整個運動的進展帶來貢獻,由是我的痛苦便變得可承擔,我以至於我們的絕望感也就得到舒緩。

邦:你這樣說來,就是說即使我對自己的能力沒有信心,我們還是可以把自己寄托到「我們」身上,對我們有信心,以此來排解絕望的情緒。但如果我們的評判是,我們整個運動的成功機會不大,我們還能以「對他人/運動有貢獻」來為自己的痛苦帶來意義嗎?我想這是很多犬儒主義者的真正想法。我自己跟一些長輩討論時他們也常有類似觀點,運動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做這些只會徒添自己痛苦。

沐恩:我們不必幻想自己一時的痛苦能換來運動的勝利,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抗爭是那麼的漫長,每個抗爭者的付出在宏觀下都是微不足道。然而,我們依然可以相信,自己的痛苦可以改變一些人的看法,而這些人又可以進一步影響更多的人,最終令運動成功的機會提高。這就是命運共同體的特性,我們並不依靠由上而下的命令行事,而是由每一個個體的一言一行互相影響和感染,慢慢形成抗爭的風潮,我雖勢弱言輕,但我依然可以相信我的付出能讓我們變得更強大。

邦:這跟我一直以來的想法也不謀而合。事實上,政治世界實在是太複雜。政治不是一個棋局,棋力高的人就能一眼看穿所有可能。就算是當權者,也無法猜測政治的下一步走向。所以每個人多做一些事,你永遠不知道有沒有改變局勢的可能。若每一個人都努力做自己能做的事,提高成功的機會,這個「我們」就是個值得我們抱有希望的對象,而個體的付出在這角度下總有它的意義。

原文刊於2020年7月31日明報﹚

嚴振邦

為人嚴肅,平常都正經八百,不苟言笑,對運動旅遊美食色情資訊等日常輕鬆話題和說廢話挖苦別人說髒話耍廢搞惡作劇等取樂子的活動可說是全無認識也無興趣更無能力,甚至常不屑那些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終日只懂大言炎炎侃侃而談的人,以至有「嚴肅」的別名。可惜小弟一登場往往氣勢太嚇人,年紀雖輕卻常遭誤認為叔父輩的人物,故又被誤以為叫「鹽叔」——一個叫「鹽」的大叔。有些不認為我江湖地位值得稱「叔」的人,也就只能叫我「呀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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