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法治已死」:從德沃金的法律本質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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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嚴振邦 難度:★★☆☆☆

 

  再問「香港是否法治已死」,對很多人來說已變得十分可笑。連一向被新生代視為甚為落伍的戴耀庭,也認為香港的法治已成為「法治喪屍」,不但死了,還成了活死人,「失去了自主、靈氣及人性」。2016年參與立法會新東補選時曾認為「因為香港有獨立的司法系統」,所以還「有險可守」的楊岳橋,也多次道歉,表明之前的判斷並不正確。

  早陣子郭偉健法官就「將軍澳連儂隧道斬人案」的判詞,再次讓大家感受到法治已死的荒謬感。郭官的判決、以及對判決的解釋引起了社會廣泛討論,值得批評之處也有不少人大書特書。離開那些有關細節的討論,這次判決也教我想起著名法律哲學家德沃金﹙Ronald Dworkin﹚有關法律本質的討論。他認為,法律不只是一些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的規則,因為這些規則同時往往也需要我們詮釋﹙如某條規則應該應用到某灰色地帶上嗎?如果兩條規則表面上有衝突,我們應用哪一條?﹚,而我們應該怎樣詮釋法律,卻不是任由法官按自己喜好隨意決定,而是要得出一個合理的詮釋,以求對得起我們對法律的尊重,也能證成﹙justify﹚到司法系統所有的權力。由這看來,很多人對郭官的不滿,正在於如果這樣詮釋法律的話,那麼就說明不了為甚麼我們還要尊重法律,為何還要給予法律體系如此大的權力。

法律與道德

  法律與道德有沒有關係,是英美法律哲學其中一個爭論甚多的戰場。上世紀以哈德﹙H.L.A. Hart﹚為首的實證主義,主張法律之為法律與道德無關,一些道德上不合理的法律,只要由透過社會認可的機制和途徑制定﹙如國會立法通過﹚,那麼這就是法律。它可能是差的法律,但還是法律。

  德沃金卻認為,實證主義把法律和道德徹底分開是個錯誤的想法。舉例說,法律中有所謂「法律難題」﹙hard case﹚的問題。以哈德自己也提出過的例子為例:「交通工具不能開進公園內」﹙No Vehicles in the Park﹚,明顯地我們不能把汽車開進去,但單車呢?玩具車呢?滾軸溜冰鞋呢?哪些才算是「交通工具」?這不容易有清晰答案。這些就是所謂的「難題」。我們應該怎樣詮釋這條法例呢?

法律難題

  讓我們再看看另外一些例子。1899年美國紐約發生了一單兇殺案﹙Riggs v. Palmer﹚:遺囑受益人殺害了立遺囑者,那麼我們應該讓那個殺手得益嗎?這也是一個法律難題,究竟遺囑法是否該應用到這些情況呢?紐約的遺囑法中沒有明文規定遺囑法不適用於這種情況,但我們是否就直接斷定那兇手就可以享有那遺囑中指定給他的好處?事實上,法官最後裁定,基於「沒有人該從自己做的錯事中得益」這沒明文列出的原則,兇手不能獲得遺囑中指定給他的好處。

  從實證主義者的角度,這根本是法官自行立法,把法例中原本沒有的東西加了進來。但德沃金並不認同。他認為在這些難題中,本身法官就應該要按道德上最合理的要求來詮釋法律,這並不是隨意立法,而是為詮釋法律尋求那最合理的答案。

  我們可以用另一個例子來說明這想法。在國際象棋比賽中,有明文規定對奕選手要保持安靜,不能用聲音來騷擾對方。但如果其中一個棋手不停看着對方微笑來分散對方注意力呢?這又有沒有犯規?如果對手真的投訴,裁判又應該怎樣裁決?這當然也是一道「法律難題」:我們應否引伸不能用聲音來騷擾對方的條例,去要求棋手不要再以微笑來引開對方的注意力?

  德沃金認為,裁判這時要做的,並不是隨自己主觀願望去任意裁決,而是反思「下棋」這活動和比賽的性質,去思考以微笑去分散對手注意力是不是有問題。基於下棋本身是以智力去分高下的比賽,若我們容許以微笑分散對手注意力,這就讓下棋沒有了原來的意義。所以德沃金認為裁判應該禁止這種行為,不過這卻不是裁判隨意做的立法行動,而是裁判認真理性思考、推敲後,得出對規則的最合理詮釋。

  所以說,德沃金認為對法律的詮釋不是隨意、主觀的選擇,法律應該怎樣詮釋、應用到哪個範圍本身是可以按照理性思考,而有一個客觀的正確答案,而法官要做的,就是努力小心思考,以求找到這個最合理的答案。

對得起我們對法律的尊重,說明得到為甚麼司法系統有這麼大的權力

  德沃金認為,只有用這個態度來詮釋法律,才對得起我們對法律的尊重、才能說明得到為甚麼司法系統有這麼大的權力。我們一般十分尊重法律,但如果法律只是一些我們必定要遵守、不遵守會受到懲罰的規條,我們為甚麼要尊重法律?我們可能出於害怕受罰而不敢犯法,但為甚麼我們要這麼尊重法律?

  同樣道理,現時我們的法律體系有很大的權力。如果它判定一個人犯了法,那有權動用武力去懲罰犯法的人,要他賠償、把他監禁、甚至在某些國家可以置他於死地。問題是,為甚麼法律體系值得擁有這麼大的權力?

  如果法律和道德是毫不相干,我們能回答這些問題嗎?如果在面對法律的難題時,法官只是按自己的意願隨意下決定,我們能回答這些問題嗎?德沃金認為,若我們要說明為甚麼我們要尊重法律,若我們要說明為甚麼法律系統有這麼大的權力,我們就必須把法律置於整個道德問題下考慮。法律值得我們尊重、法律值得擁有這麼大權,必然源於法律的道德價值。一個違反道德的法律體系,即使還是法律,但還是不值得我們尊重,也不值得擁有這麼大的權力。

  因為一切都是基於法律的道德價值,所以,在詮釋法律時、在面對法律難題時,這也會要求我們必須找尋一個道德上最合理的詮釋去理解法律、去解決法律上的難題,而這就是每一個法官應盡的責任。

法治崩壞的感覺

  很多香港人都有法治已死的感覺。除了法律已無法有效限制公權、法庭裁決常給人不一致之感外,我想很多時候法庭對法律的詮釋和應用,大大有違於我們對正義和道德的思考和感受,也是原因之一。從德沃金的理論來看,若法律的詮釋往往離開了對道德的思考,甚至常出現一些有違道德要求的判決,我們自然要追問:為甚麼我們還要尊重法律?為甚麼法律值得擁有這麼大的權力?

  當然,大家還會問這種問題的時候還好。到了大家都覺得這些問題已有明確而否定的答案時,就已經為時已晚,想救也救不回來了。說到底,法治除了是制度問題,也是觀感問題。當大部人都覺得法治已死時,想再贏回大家對法律的尊重也就不太可能了。

原文刊於2020年5月15日明報﹚

 

 

 

 

 

 

 

 

嚴振邦

為人嚴肅,平常都正經八百,不苟言笑,對運動旅遊美食色情資訊等日常輕鬆話題和說廢話挖苦別人說髒話耍廢搞惡作劇等取樂子的活動可說是全無認識也無興趣更無能力,甚至常不屑那些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終日只懂大言炎炎侃侃而談的人,以至有「嚴肅」的別名。可惜小弟一登場往往氣勢太嚇人,年紀雖輕卻常遭誤認為叔父輩的人物,故又被誤以為叫「鹽叔」——一個叫「鹽」的大叔。有些不認為我江湖地位值得稱「叔」的人,也就只能叫我「呀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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