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松閣:武力抗爭也是義務? 1

三松閣:武力抗爭也是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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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amson     難度:★☆☆☆☆

 

  自雨傘運動以降,香港的大型社會抗爭運動愈趨激烈。但基於各種原因,關於抗爭的討論,大多仍著眼於溫和非暴力型式的「和平抗爭」﹙civil disobedience﹚之上。一旦涉及肢體衝突,往往就被大眾譴責為暴力、非理性與不道德。但為何涉及武力的抗爭必然為錯?哲學家戴密詩﹙Candice Delmas﹚去年的新著《A Duty to Resist: When Disobedience Should Be Uncivil》正嘗試打破這種迷思:論證面對不公義的政制和法律,抗爭不應限於和平一途,武力手段同樣是合理而正當的,更是市民的政治責任!下文將介紹其想法,為抗爭提出和理非以外的理據,供大家思考當下香港抗爭運動的走向。

  先釐清一些重要概念。細心的讀者定必留意到,上文把「civil disobedience」翻譯為「和平抗爭」,這與中文界通行將之譯作「公民抗命」的做法不同,原因在於將civil disobedience翻譯為公民抗命,嚴格來說並不準確。中文的「公民」原意指市民﹙citizen﹚,公民抗命應指市民基於公利而非私慾,爭取合理政治改革以及公眾認同的違法抗爭,也就是一般所言的「違法達義」。由於公民抗命是指市民有原則而合理的不服從運動,對應的概念應是principled disobedience。在此定義下,按手段的不同,可再分為文明的、和平的﹙civil﹚與不文明的、武力的﹙uncivil﹚ 抗爭兩大類,前者才是準確意義下的「和平抗爭」﹙civil disobedience﹚,後者則可稱為「武力抗爭」﹙uncivil disobedience﹚。可惜正如戴密詩所言,受羅爾斯﹙John Rawls﹚的和平抗爭理論與歷史上著名的民權運動,例如馬丁路德金的和平不合作主張所影響,學界在討論公民抗命時往往只考慮和平手段﹙中文世界亦是如此﹚,無視武力抗爭的可能,誤將和平抗爭直接等同於公民抗命的全部,才會有此概念混淆與翻譯失誤。

  到底和平抗爭與武力抗爭的差異為何呢?從具體內容而言,和平抗爭大抵需符合公開、和平、承擔刑責等條件。比方說,市民集體不交稅或和平靜坐阻街皆屬典型例子。與之相反,武力抗爭往往是匿名、破壞性、逃避刑責的(不必符合全部條件)。好像破壞公共設施、武力還擊,甚至暴動和革命,皆在此列。最近香港示威者蒙面攻佔立法會與破壞警局就是一例。要注意的是武力抗爭不限於物理破壞,黑客入侵、竊取與暴露機密資料都可被視為其中一員。

  關於翻譯還有一點不可不提。語言建構現實,基於中文的語境,我認為uncivil disobedience絕對不應翻譯為「不文明抗爭」或「暴力抗爭」。不文明或暴力是指沒有正當理由的行動,兩者皆為貶義,武力則是中性的字眼。在抗爭理論中,uncivil disobedience指的是面對不公義政權的合理武力反抗,武力的運用雖然一般來說是錯誤的,但在對抗不義的情況下往往有所例外。反之,暴力的是不義的法律和政制,故此武力抗爭不是「以暴易暴」,而是「以武抗暴」!此舉絕非咬文嚼字,而是正名,道理實與孟子「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之說雷同。

  討論至此,我們終於可以交代戴密詩的基本立場:在相對而言公義與民主的政制下,市民基於道德理由﹙下文會指出四種﹚,有政治責任遵守法律。但當政權和法制變得不公義時,市民按同樣的理由,也有責任採取合法或違法的行動和平抗爭。戴密詩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指出,如果我們承認有道德理由證明和平抗爭是合理的話,按同樣理由亦能證成武力抗爭。支持和平抗爭的理由,其實同樣要求市民有責任武力抗爭。換言之,至少在特定情況下,拒絕武力抗爭,就是放棄履行道德責任的錯誤行為。

  認為市民有武力抗爭的責任,可說是相當新穎而且激進的講法,到底有什麼理據,一方面能支持我們遵守法律,又竟然可以同時證成和平與武力抗爭的責任?戴密詩於書中列出了四項原則,分別是「公義責任」﹙the duty of justice﹚、「公平責任」﹙the duty of fairness﹚、「撒馬利亞式責任」﹙Samaritan duty﹚與「群體式政治責任」﹙Associativist accounts of political obligation﹚。篇幅所限,以下只能就首兩類提綱挈領簡介一下,有興趣的讀者請務必找原著細閱。

  第一項原則是「公義責任」。跟據羅爾斯等人的想法,每個人與生俱來都是自由與平等的個體,合理的社會政治體制必須承認並保障之。當身處的社會大致公義時,市民有道德責任遵守法律,維持公義社會的穩定,令大家能自由與平等地生活。倘若社會體制﹙變得﹚不公義時,我們就有責任建立、協助和改善它。「公義責任」既要求我們遵守法律,但也命令我們改善和反抗不公義的惡法,維護自身以至其他人的自由平等。

  基於「公義責任」,當以下情況出現時,市民就有責任抗爭:首先,政府不尊重個人平等與自由,無理剝奪公民的基本社會參與權。於此最容易聯想到的例子,就是香港政府無理取消部分人的參選資格。此時如市民持續依法參選,就是變相認同不義的制度,違反「公義責任」。反之,市民有義務杯葛,甚至妨礙選舉進行,例如武力佔領選舉票站,阻止不義延續。第二個不公義的狀況是政府部門持續的不當行為。戴密詩舉出美國司法部門與警察執法時對黑人的不公為例。於此我們可以早前香港元朗與北角的黑社會恐襲中,律政司與警察的表現代入。如果警方不能履行保護市民的職責,甚至反過來以過度武力攻擊民眾,民間自衛隊﹙Vigilantism﹚就是合理的武力抗爭──面對大規模的法制外的暴力,市民斷無坐以待斃之理﹙黑社會是不會向和平的市民妥協的﹚,只能以武抗暴。雖然此舉會使用違法武力傷害別人(哪怕對方罪有應得),看似錯誤,但其實是「公義責任」所要求,因為武力自衛的最終基礎,就是承認每人皆有平等不被侵害的權利。最後,戴密詩認為當政府意圖隱瞞與公眾利益相關的重要資料時,基於平等知情權與公益,相關人仕﹙例如公務員﹚有責任暴露資料,但這往往只能以違法手段如破壞保密條款或入侵政府資料庫獲得﹙遊行是不可能令政府自曝其惡的﹚,美國的水門事件與早前的斯諾登事件就是最好的示範,未知香港的公務員有否道德勇氣效法?

  另一項原則「公平責任」指向的是市民的合作關係。社會提供安全穩定的生活環境,保障個人財產與各種權利,凡此種種皆依賴所有市民共同維繫,包括納稅,守法等等。市民既從社會合作得益,因此亦有義務貢獻一分力量,分擔責任,這是市民彼此間相互的道德責任。任何毫不付出而坐享其成的人,亦即搭順風車的人(free rider),就是把自己的利益看得比別人的更重要﹙而沒有合理原因﹚,道德上都是說不過去的。

  對應以上思路,戴密詩認為「公平責任」在兩種不公平的社會基本合作模式下,會要求市民和平或武力抗爭,維護各人被公平對待的權利。一是出現剝削模式﹙exploitative scheme﹚,制度上不合理地令部分人比其他持份者的付出遠超其所應得。例如馬克斯所言資本主義下的無產階級,即是香港的一眾基層工人。另一種是傷害模式﹙harmful scheme﹚,意指對合作群體外的成員施以懲罰式傷害,例如男性對女性或同性戀人仕於工作或社會參與上的排斥。戴密詩強調,既然「公平責任」是市民彼此間相互的道德責任,那些既得利益者,例如地產商,其實有責任拒絕從剝削或傷害模式獲利,並致力反抗與改革此等制度,否則就是搭了別人的順風車,違反「公平責任」。即使閣下無意領受這些不應得的好處,但沉默而不反抗,其實與認同無異,不見得能置身事外。

  假設我們同意得益者應拒絕從剝削或傷害模式獲利,但實踐上該怎麼辦? 戴密詩指出得益者有三種方法停止獲取不應得的好處,分別是退出、補償與改革。要退出不平等的社會合作模式,往往只能移民,並不容易實行。補償雖然看似合理,但有兩個重大缺點:首先補償並沒有真正根絕剝削或傷害的問題,更麻煩的是補償往往會加強不公平制度的合理性,令人產生一種「補償了就沒事」的錯覺,正當化自己的行為,是以並不可取。因此根據排除法,就只剩下改革一途。那麼如何能令改革變得可能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反抗制度,令公眾覺醒,並對政府施壓。要達致此等目標,戴密詩認為抗爭手段理應多管齊下,由日常的、個人的不合作,到激烈的群眾罷工、示威或佔領,各自分工合作,才有望成功。

  戴密詩一再強調,「公平責任」要求舊有制度的得益者與受害者同時起來抗爭,原因有二。從實利角度出發,雙方皆能從抗爭中有所收穫。得益者在抗爭成功後,雖然不能再從剝削或傷害模式獲利,但道德上不需再被譴責,不必為社會唾棄。受害者則在抗爭成功後,重新獲得公平待遇,可見這是雙嬴的方案。由道德觀點來看,得益者當然如前所述,有道德責任拒絕不應得的好處; 但當得益者承擔責任,投身抗爭大業時,受害者亦不可袖手旁觀,否則也會淪為搭順風車之徒,坐享別人的抗爭成果。要知道抗爭者需要面對風險,而抗爭成功的話,公平制度是全體市民也能受惠的,故此受害者其實亦責無旁貸。個人認為戴密詩最後這點可謂發人深省,香港人現時正不斷被特權階級剝削欺壓,身受其害,卻仍有不少人不參與或支持抗爭,坐等年輕人的抗爭成果而恬不知恥,實在令人唏噓。

  或許不少行動派會認為戴密詩建基於道德證成的論點太學究和離地,不值一提。於此我想起最近廣為流傳的運動口號「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說到底當中代表的其實亦是種道德訴求。縱使你不認同道德證成,但為武力抗爭提供堅實的道德理據,指出和平與武力抗爭源出一徹,至少能開拓某些守舊道德主義者對抗爭的想像,也為勇武派提供多一重的抗辯理由,總不能算是壞事。

  所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大概就是此意。

 

延伸閱讀: Candice Delmas, A Duty to Resist: When Disobedience Should Be Uncivi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封面底圖︰A Duty to Resist》封面

原文刊於2019年8月11日《星期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