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六四〉一文︰身分何來責任與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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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K Kong  難度︰★★★★★

 

  想必有讀者已經誤會我想叫人忘記六四──事實絕非如此。與所有哲學分析員(聽起來算不錯的職業?)一樣,筆者關心的是結論背後的概念、理由與推論。

  荼毒室有幾篇談及身分的哲學問題的文章,當中道德涵義特別強的要數嚴振邦的 〈我們要記住六四嗎?談六四和香港人的自我理解〉(下稱〈六四〉)。文章想回答「香港人有沒有道德責任去悼念六四」的問題。表面上他似乎認為香港人不應該遺忘這段六四記憶,否則便會有「身分殘缺」的問題。他寫道︰

六四是香港歷史上的重要事件,任何一個沒有包含六四在內的香港故事,都必然不完整。雖然說在撰寫歷史時,材取上會有篩選,不過若然遺漏了一些重要事,就會使得人不能好好地理解為何我們會是現在的我們。就像一個因生意失敗而終其一生不能走出陰霾的人,若他要講有關自己的故事來理解自己,卻因自欺而沒有生意失敗這一段經歷,那他的故事必然不完整,他的身分必然殘缺。(強調為筆者所加)

  〈六四〉一文最喚起我懷疑的是「身分殘缺」一詞。或許這亦是輕輕介紹 Bernard Williams 哲學的好機會。後來嚴振邦提醒我他的立場無我想像中那麼說教,下文會再交待一番。無論如何我相信反思這個「身分殘缺」的說法可以指出一些哲學上十分重要的區分,值得一試。

「身分殘缺」只是嚇唬?

  歷史教訓我們,未經反思的罪名是不值得接受的。蘇格拉底因「叛教/瀆神」與「荼毒青年」的罪名而死(詳情)、「貞潔」是操控婦女的思想工具、「叛國」可以只是打壓異見的口號。人善於而且喜愛將自己的利益好惡投射出一些對他人的規範與限制。如果他人的行為與自己的利益好惡不一致,我們便想要讉責他。但如同標準的哲學教科書告訴我們,一個客觀的道德判斷並不依判斷者的利益好惡而定。

  「叛教」、「不貞」、「叛國」這些可疑的道德指控,是否忽略甚至抹殺遭指控者追求或表達自己利益好惡的自由?抱持這類懷疑的佼佼者正是當代哲學家 Bernard Williams。他在文章〈Internal and external reasons〉裡提到一個有名的歌劇例子《Owen Wingrave》。

Owen Wingrave 生於有軍人傳統的家族,而他卻是討厭戰爭的和平主義者。Williams 想以此去說明,無論 Owen 的家人如何用力要求他去從軍,只要從軍這件事與 Owen 的動機、慾望與人生目標沒有任何恰當的連繫,便沒有任何正當的理由要 Owen 從軍 。除非,你只是一心想要威脅他做一些他不情願做的事。 Owen 根本不想、不認同從軍,再多「此乃關繫於家族榮耀,祖先遺志」等的說教也許只是嚇唬(bowbeating)他跟從家人的命令而已。

  反對 Williams 的哲學家會指出,至少有某些正當的理由例如「不可隨意殺人」等,即使與某人動機、慾望與人生目標沒有任何心理的連繫,對當事人而言仍然是有效、正當的理由。然而,撤開這個「規範性」(normativity)的哲學討論,單純以 Owen 的例子來說明至少存在一些理由例如「家族身分、榮耀」實質上可以是無效的理由,這一點卻很具說服力。而且,實質上無道理卻嚇唬人的事情亦常見於其他道德處境,例如「賣淫的人為金錢而做這件事很危險,因為我會放你的照片上網公審你。」(詳情)。現在我們的問題是,〈六四〉一文提到的「身分殘缺」作為一種指控是否同樣只是在嚇唬人?

  關鍵是:Owen 拒絕基於家族身分而從軍是否一種「身分殘缺」?這情況與阿強拒絕基於港人或者國人身分而記住六四有何分別?我們是否只是 Wingrave 家族裡蠻橫無理的一員?阿強說自己對這種國族身分無感與 Owen 說自己對這種家族身分無感有重要的差異嗎?

  值得一提,我們不需要像 Bernard Williams 般透過「只有與當事人的動機有一定連繫的理由才算理由」來否定非自願的身分責任這回事。我會在文章最後的部分「四﹑現代世界裡身分的價值」裡嘗試給出一個較為完整的看法。

  現在容我先考慮一下記憶與身分的倫理問題。

二﹑忘記是種「殘缺」?

  〈六四〉一文並非說六四事件本身很重要,所以所有人都有責任要記住,或者說民眾集體記住政權暴行對民眾來說有益處。前者似乎會導致要求過度的荒謬︰只有奇人異士才可以把世界歷史大事紀錄通通都記住,再者,又是誰可以決定哪些事重要?與之相對,民眾集體記住政權暴行似乎真有益處,教訓人政府的錯失可以很徹底,對政府抱有懷疑大概是公民的德性。惟暴行亦可以教民眾學乖巧而委曲求全,記住政權暴行亦不必定有好結果。Memory is not magic.  

  〈六四〉的關鍵是將港人的特殊身分與記住六四的責任連繫起來︰「就像一個因生意失敗而終其一生不能走出陰霾的人,若他要講有關自己的故事來理解自己,卻因自欺而沒有生意失敗這一段經歷,那他的故事必然不完整,他的身分必然殘缺。」不過,遺忘、抹去或淡化某些記憶本身不一定就是壞事或者是惡行。換句話說,遺忘不一定是「殘缺」,至少有以下三種可能︰

  (A)自欺︰如果因為沒有勇氣面對過去而遺忘、抹去或淡化某些記憶,那麼這便可以算是件壞事或者惡習,形同懦弱。(更多情況)文中類比的生意失敗的人便犯了這點。並非所有遺忘、抹去或淡化某些身分記憶的人都犯了自欺的惡,以下兩者便不是。

  (B)改變身分︰人可以改變自己的身分。生意失敗的阿龍可以選擇放下過去(或者潛意識作用使其遺忘),重新接納一個新的身分,例如是出家當個不染俗世的和尚。接納新生的阿龍大可以淡然說句︰「既然成功失敗不重要,又何必放在心上呢?」即使出家和尚經常有辜負其俗世家人的嫌疑,我們卻鮮有說這類較極端的身分轉變肯定是壞事。類似的情況可以有不同的程度之分,如被人虐待甚至施暴的人忘記可怕的經歷可以是一件好事。即使是平常人似乎亦可以說一個不同的故事,來改變自己的身分而無自欺的惡。

  (C)身分的觀念分歧/演變︰有時候即使人沒有刻意去改變自己的身分,某個身分的觀念卻可以隨時間演變。如何才能夠算得上擁有某種特定的身分,通常並非主觀決定的。幾乎所有社會的身分都是由群體的信念與期望來界定。我們預期不同的社會角色有不同的責任與權利,而這些觀念在不同社會有一定的差異,即使在同一社會之內亦可隨時間而演變。古時孝子的標準要守三年之喪,現在則不然。更有趣的是,不同的身分觀念可以反過來演變出不同的群體/社會,例如不同的「教士」觀念可以分歧出不同的教派。或許如文章所說,有些身分要求我們牢記某些有特別意義的事件。但哪些事件才對某種身分來說有特別意義,卻可以隨時間而演變,甚至可以再分歧出不同類別的群體。因為時代、群體的轉變而有新的身分範式,不表示新觀念之下的身分都得了某種殘缺。值得一提,正如舊教派會因為權鬥的關係而傾向指控新派為異端一樣,舊時代/社會的人亦可以因為怕失去地位而傾向指控新人「數典忘祖」,可見政治與倫理時常交集在一起。

  簡而言之,遺忘、抹去或淡化某些與某種身分相關的記憶並不必然是壞事。

三﹑價值 vs. 責任

  即使退一步接受「記住六四事件之於港人是件價值上美好的事」因此「遺忘六四是種價值上的落失」,這亦不表示我們便要說「港人有責任去記住六四」。

  細心分析下去我們就會明白「我們應該記住六四」與「我們有責任記住六四」可以是兩回事。

  一般我們說「某人 A 應該做某件事 Φ」的時候裡的「應該」可以有很多意思。(作為一位專業的哲學分析員,使用希臘字母來代表變項是必須的)例如可以是︰

(a)「 A 至少有一些理由去做 Φ」、

(b)「 A 沒有理由不去做 Φ」、

(c)「如果 A 不去做 Φ ,A 便犯了錯」、

(d)「如果 A 不去做 Φ,A 便不理性」……

  而「A 有責任去做某件事 Φ」的宣稱要成立的話,至少下面兩個宣稱皆要為真︰

(一)A 至少有一些理由去做 Φ

(二)如果 A 不去做 Φ,A 便犯了錯。

  接受「記住六四事件之於港人是件好事」其實只要認同(一)而不必認同(二),即說 Φ 有價值同時表示至少有一些理由去做 Φ。但任何人不去做一些有價值的事並不表示他/她便有錯。想想我們平日耗費了幾多時間與資源,而不去做一些我們都會覺得有很高價值的事,例如慈善、義工。很多時候,我們只想玩下手上的電話,放鬆一下,娛樂一番。又有些時候,我們需要捨棄一些同樣都很有價值的選項。我們一般不會說,只要我們放棄去做一件有價值的事便犯了錯

  與之相對, Bernard Williams 對 Owen Wingrave 的例子分析乃透過否定(一)來反對 Owen 有從軍責任──否定存在任何對 Owen 來說完全無感,卻仍然對他有效的從軍理由。Williams 的分析的連帶後果是一併否定從軍對 Owen 來說可以有任何意義。因為一旦從軍對 Owen 來說可以有任何有意義的價值,那麼 Owen 便可以有一些理由去從軍。

  *讀者應該不知道〈六四〉的初稿其實明確反對存在一種悼念六四的道德責任。不過,最後的成稿修改了好些文字,我認為如此或許導致整體上給予人有「如果不記住六四便會犯了身分殘缺的錯」的說教印象,因此本文亦先假設了〈六四〉持這個較強的立場。後來嚴振邦向我澄清這其實不是他的本意。不過無論如何,「應該」與「責任」的區分仍然是值得說明的。

四﹑現代世界裡身分的價值

  與其問為何身分有價值,不如先問為何身分會失去了價值

  人類在過去很長的歷史裡,極度受限於自己出生就被賦予的身分與地位。不妨先說一個粗略的印象︰人類至少有一萬年歷史,奴隸制近二百年才開始被廢止。我們可以想像自己不幸出生於遙遠的過去,即使有幸生於富裕的家庭,我們的財產大多還是一些流動很低的土地與學識不高的奴僕。移民他鄉的成本肯定比現在高不知多少倍。作為富裕的家庭的一員,大家亦不太可能任意選擇自己的職業,因要求承繼家業的壓力大得多。一方面在外根本無幾多不從屬於主人的自由職業,另一方面,家族要養活的人實在太多──你父親會願意將一位費盡心思悉心培育的未來家族管理人才放走嗎?當然,人類不只是講利益的動物,還懂得訴諸意義、價值、責任,甚麼家族的榮譽、對家族的忠誠、傳承的責任等等都可以用來說服你。當然,有棒子也有蘿蔔,身分就是權力。

  當社會、政治、經濟與科技的變革到來的時候,釋放的不止勞力與資本,更重要的是帶給人類更多追逐自己利益好惡的自由。這是人的解放。自由終於勝過了封建。人類至少在某個時刻完全擁抱了這種自由的勝利宣言。Bernard Williams 作為當代英國極具個人魅力的知識分子,讀過帝國主義、兩次世界大戰等等歷史,當然不會幼稚如筆者般毫不保留地歌頌自由。Williams 會說,現代社會所推崇的價值不一定比過去的社會更為高尚,之不過歷史(作為經過我們理解的過去)沒有回程路。一旦我們將封建的身分倫理以現代的眼光審視過,如同上述般將其放在經濟與政治落後的叙述裡解釋,我們就無辦法一如以往般全心全意地信奉它。過去的倫理生活已經不是現代人可以真正選擇的東西。

  Owen 的例子之所以具說服力,正是身分的倫理地位大不如前的結果。不過,我們只要再看一看近代史甚至乎新聞報導,卻不難發覺身分認同從來沒有死去──它對現代人來說仍然有一定的意義。社會運動經常以不同身分象徵團結起來,愛國主義者大有人在,而不少大企業還是家族經營。學界早己批判過試圖抹掉種種傳統身分的「現代性」(modernity)觀念。我們甚至不難從親身經歷裡於不同的身分團體中感受到強而有力的歸屬感──抱持相似的理念、互相扶持、同悲同喜。因此,我認為恰當的人性/文化/倫理觀難以否定一些特殊的身分認同有些時候的確可以為人帶來真實與美好的價值。

  剩下的工作是將自由與身分的價值結合起來。我相信有更好的哲學家做過類似的事,但筆者不才,未有足夠時間研讀更多。我想到以下這個簡單的做法。如果在某種理解下的身分 Ω 要求某人 A 去做 Φ,例如記住一些特別的東西或者更多,而如果這種身分認同可以具價值的話,那麼︰

只有某人 A 在自由的情況下選擇要成為 Ω,那麼 A 才會有理由去做 Φ

  接着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才算是「自由的情況」。我們知道自由本身就有不同的概念(詳情)。現在簡單起見,暫且以兩個條件來界定它︰只有(1) A 還能夠其他有意義的替代選擇與(2)選擇並非被人威逼而為,選擇才算得上自由。這個原則的確保了身分的價值不會因為與自由的價值有所衝突而被削掉

  從軍之所以對 Owen Wingrave 沒有價值,一方面乃因為 Owen 沒有想要成為 Wingrave 家族榮耀的傳承者,另一方面他自由地選擇了信仰與從軍違背的和平主義。想像 Owen 有一個弟弟名叫 Peter。Peter 與 Owen 相反,非但不是和平主義者而且熱愛他家族的傳統,一心想要成為像爺爺一樣的英勇軍人。 Peter 亦是豬文在牛津的優等學長,甫畢業便有投資銀行的職位可選擇。Peter 次子的地位亦使得 Wingrave 家族的人讓他自行選擇自己的未來。在這情況下,Peter 立志延續 Wingrave 家的威望使其從軍決定沾上了一點光芒。有時候,Peter 心裡或會如此想︰「當個像爺爺一樣的軍人是我的責任……」

  同樣的道理亦適用於其他的身分認同之上,例如將其應用於「母親」的身分便可以界入生育與墮胎的議題,但亦要將依賴的關係加進去考慮,理論最後必然會變得更加複雜。篇幅有限,本文就此作結。

封面原圖︰Two Men Contemplating the Mo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