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記住六四嗎?談六四和香港人的自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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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嚴振邦       難度:★★☆☆☆

 

能忘、不能忘?

  近年來,很多年輕人覺得不用悼念六四,甚至認為只有不再刻意悼念六四,讓我們從中國民主化運動中解放出來,專注於香港的民主和政制發展,香港才有真正出路。於是,很多人又會反問:無論是否對香港民主發展更好,我們不是有道德責任去記住悼念嗎?這麼多懷着赤子之心的學生,為了中國民主發展犠牲,多少當年有份決定殺人的高官,卻還安逸的睡在家中軟枕上,而天安門母親到現在,還在追究責任。無數香港人,當年看着電視,甚至協助學生逃離中國,亦令多少香港人決定投身政治。一件對香港這樣重要,只不過發生在二十九年前的事,我們可以遺忘嗎?

  認為不用悼念六四的人,也不是全無道理。沒錯,當年殺人的政權還在位上,但隨着年代越來越遠,如果這政權一直沒有道歉,一直沒有承認責任,一百年後,新的一代還是有同樣大的責任悼念六四嗎?隨着時間過去,紀念的責任越來越小,好像也是合理。而且,就算我們有責任去記着發生過的事,似乎責任也不是唯一的考慮。我應允朋友去看電影,我有責任準時到達約會的地點,但這不等於說,如果遇到更重要的事情,我們還是怎樣都一定準時赴約。若我媽媽生病了,我陪她去看醫生,因此遲了一點赴約,我想才是更合理的做法。所以說,就算我們有責任悼念六四,但如果有其他更重要的考慮,看來我們不一定都要悼念下去。支持不再悼念六四的人之中,不少也有類似的想法:繼續悼念六四,會讓我們不能把資源專注於香港的民主發展,這反而更加不利。因為香港的民主更加重要,就算我們有責任去悼念,悼念也不是我們應該做的事。

  這個討論的細節繁多,雙方也還有更多重要的理由,不能一一羅列。本文並不旨在比較雙方的論點,來衡量誰是誰非。這篇文章希望回應的,是近一兩年來較年輕一代對六四的一種慢慢冒起之態度。最初本土思潮興起,認為傳統泛民以大中華思想為正統,透過悼念六四確保香港人繼續積極參加整個中國的民主運動,所以他們一直討論如何以新的論述去重新理解六四,如要以較本土的方式悼念六四,又可以怎樣去做。但最近一兩年的情況,卻有點不同。如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陳偉霖就表示「對六四又沒有太多的感情」、「我斗膽講句,這代青年人對六四的距離感好遠」。這反映了這一代很多年青人主張的,並不是要重新理解六四對他們、對香港的意義,而是直接地無視六四。他們眼中的六四,根本毫不重要,只是上一代人﹙尤其是傳統泛民﹚有強烈的中國身分認同,才會如斯關心。

  然而,六四是香港歷史中一件重要事件。無論你持甚麼政治立場,只是你是香港人,在香港長大,你的價值觀、身分認同難離開六四的影響。六四是香港人作為一個群體的政治啟蒙,如果要說一個香港的故事,而當中六四事件並不扮演重要角色的話,那代表這故事不能有效地解釋何謂香港人、為甚麼會形成現在的香港人。最終香港人只有殘缺的身分,對所有政治立場的人來說,也是極壞的結果。

身分、敍事與自我理解

  這一切得由「身分」這概念說起。所謂身分,在個人層面而言,就是一個人怎樣理解自己。向別人介紹自己時,你可能會說自己做甚麼職業﹙我是個會計師﹚,可能說是自己來自甚麼地方﹙我在香港長大﹚,也可能說自己有甚麼興趣﹙我喜歡踢足球﹚。這些固然都是你所擁有的特質,但不是所有我擁有的特質,都是我身分的一部份。客觀而言,我可以是個以會計為業,但業餘踢足球的人。但在主觀的自我理解中,我可以把自己理解成一個足球員,只不過以會計師技能糊口,亦可以把自己理解成專業會計師,只是閒時踢球輕鬆一下。我同時擁有會計師和足球員這兩個特質,但它們對我來說不一定同等重要,所以我可能會介紹自己喜歡踢足球,而不會說自己是會計師。這牽涉到我對自己的理解,也涉及如何這些特質的評價,選擇哪一些才能代表我,構成我的身分:如我們把自己理解成足球員的話,「會計師」就不在我的身分認同入面了 。因為這種身分會影響到我們平常怎樣決定自己的生活﹙我應該努力加班,還是應該多抽時間去練習?﹚,所以哲學家高絲格﹙Korsgaard﹚稱這為實踐身分﹙practical identity﹚。

  我們每個人都擁有這麼多特質,又會如何挑選來構成自己的身分?近年學界流行一種理論,認為自我身分是透過講故事建構出來的,所以又稱敍事理論。我們每個人都會講故事、聽故事,而這理論認為,人對自己的理解,其實不外乎以自己作為主角說故事。例如利科﹙Ricoeur﹚就認為,人生中發生了這麼多事,我們會以說故事的方法,把生命看成一個有目的、有連續性的整體,來解釋個別事件,為事件賦予意義。譬如,下班後累透了還會去練習足球,就是因為我小時候一直沒有好好練習的機會,又可能是因為我只有在足球場上才可以找到成功感。我們把生命中的事件連起來,用來互相解釋,某些事是因,某些事是果,事件在整個因果意義網絡中就獲得了意義。人就像是在說一個以自己為主角的故事。

  更重要的是,並非生命中每一件事都會被放置到這故事之中。要說一個自己的故事,我們必然會有所篩選。我們不會把所有發生過的事都放到故事當中,只會選取重要的。通常在哪裡吃午飯,可能就不會在這故事之中,但我們在哪裡長大,在故事中佔一席位的機會就大不同。

  這樣的一個故事,就決定了甚麼特質、以前發生過甚麼事,會構成我的身分。

歷史與社群身分

  一個人有自己的身分,一個群體也有自己的身分。群體的身分,由這群體的自我理解所構成,而這群體的自我理解,很大部份關乎自己的歷史。為自己的社群書寫歷史,就是說一個故事,細訴為何我們會成為現在這樣一個群體。所以,我們決定要挑選甚麼事情寫進社群歷史時,同時間為同代人以及下一代人建構身分,決定我們怎樣理解自己,決定我們這社群會記得甚麼,不記得甚麼。

  書寫社群歷史時,當然也有取材上的篩選,有不同的敍事觀點,這就是所謂的史觀。當然不同的史觀,會令到社群對自身有迴然不同的理解,也就影響到我們覺得這社群應該往甚麼方向走。傳統泛民和近年本土派對六四的不同理解,可以說就是不同敍事觀點的較勁,希望透過贏得對香港歷史的詮釋權,來支持香港應該往他們希望的方向走。

六四與香港歷史

  可是,不論傳統泛民之前和本土派在詮釋六四問題上有多大分歧,卻不能忽略一個重點:六四是香港歷史上的重要事件,任何一個沒有包含六四在內的香港故事,都必然不完整。雖然說在撰寫歷史時,材取上會有篩選,不過若然遺漏了一些重要事,就會使得人不能好好地理解為何我們會是現在的我們。就像一個因生意失敗而終其一生不能走出陰霾的人,若他要講有關自己的故事來理解自己,卻因自欺而沒有生意失敗這一段經歷,那他的故事必然不完整,他的身分必然殘缺。這樣的問題在於,他不能理解自己為甚麼會一生都悶悶不樂,鬱鬱不得志,亦因不了解自己為甚麼會這樣,所以問題都解決不了,他根本無從釋懷。有時候,只有知道為甚麼你會在這裡,你才懂得怎樣離開這裡。

  社群身分,也是一樣。六四是一件對香港影響極之深遠的事,情感與價值觀上,接連影響數代人。對香港這個社群來說,六四可以說是第一次的大啟蒙。在六四之前,香港人可能從未覺得過人權、自由、民主等對我們是這麼重要。香港人會形成現在我們有的價值觀,六四可說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新一代說「覺得六四的距離感好遠」,原因在於他們不能自覺歷史在其身上發揮的作用,以為自己現在的價值觀是無中生有地變出來的。他們不知道,只因六四,香港才成為現在的香港,而他們才成為他們——有着某種價值觀的新一代香港人。

  所以說,對六四無感,甚至覺得六四跟香港人無關,可說是對自己社群的無知。若你敍述的香港故事竟然沒有六四,那你根本就不能解釋為何香港人會是現在這模樣。若不知道為甚麼會形成現在的我們,我們自然無力解決眼前的問題和改進現有的不足。就像那個不知道自己因為生意失敗所以鬱鬱寡歡的人,根本就不懂尋覓新道路。利科說過「歷史可以發掘出被掩蓋了的未來」,說的就是透過書寫歷史,我們反而可以看到未來更多不同的可能。

  對於我們應不應該繼續悼念六四,我沒有明確的答案。但對於我們應不應該記住六四,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任何的香港故事,不論如何詮釋六四,都一定要把六四記在歷史之中,才可構成完整的香港史。

*本文意念主要來自和李四的討論,筆者十分感謝李四的意見

 

原文刊於六月三日《星期日明報》。報章刊出版本的文章題目﹙<記住六四 香港史才完整>由報章編輯所擬,筆者事前並不知情。筆者認為可能有一點點誤導,容易讓讀者誤會文章的立場。不過如果準確理解的話,題目內這句話仍是正確的。﹚

封面圖片︰星期日明報

嚴振邦

為人嚴肅,平常都正經八百,不苟言笑,對運動旅遊美食色情資訊等日常輕鬆話題和說廢話挖苦別人說髒話耍廢搞惡作劇等取樂子的活動可說是全無認識也無興趣更無能力,甚至常不屑那些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終日只懂大言炎炎侃侃而談的人,以至有「嚴肅」的別名。可惜小弟一登場往往氣勢太嚇人,年紀雖輕卻常遭誤認為叔父輩的人物,故又被誤以為叫「鹽叔」——一個叫「鹽」的大叔。有些不認為我江湖地位值得稱「叔」的人,也就只能叫我「呀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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