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香港法律和警察之不正當 —— 從曾鈺成的類比談起

作者:古道風    難度:★★☆☆☆

  網上偶見曾鈺成在中大和同學的問答,[1]同學問:「法律不是人民授權,為何要守?」曾鈺成答:「銀行利息不是你定、港鐵加價你無份定,做乜唔打劫銀行、搞革命?」據說這回應還博得全場掌聲。

  不少香港人認為法律神聖不可侵犯,警察是正義使者。他們一聽見有人違反基本法,就認為其罪滔天,義憤填膺指責「搞亂香港」、質問「你係咪中國人?」他們認為警察打市民是維持治安,市民還擊警察則是暴徒。

  本文之旨,在於指出香港法律只是不平等條約,是香港政府用槍指嚇香港市民、逼我們遵守的,跟當年日本用槍指着清廷逼他們簽馬關條約沒什麼分別,毫不正當,更談不上神聖。至於警察,雖然有時也做好事,例如助你找回遺失了的 iPhone,但這只是因為找 iPhone 並不跟共產黨、香港政府的利益衝突;一旦衝突,他們聽命的仍然是共產黨主人,棍打無辜平民、鎖扣無罪學生等下三濫惡行通通都可以幹。講到底,他們始終是共產黨的私人傭兵。乍聽之下,你可能認為我太誇張,但請平心靜氣看下去,看看我有沒有道理。

  小孩理性,始於母親拔掉他的上網線、不准他玩《英雄聯盟》(League of Legends,一款線上遊戲)時,他們如獅子般吼:「你憑咩管我?」如果你也問這個問題,不只對父母,也對政府、法律問,那你就打開了政治哲學之門了。

  讓我們一起來想想,到底法律憑什麼限制我們?我們為什麼要守法?

  小時候父親好像是這樣教我的:「因為法律保障我們。如果人人都不守法,謀殺、搶劫、強暴等罪行就會充斥社會,天下大亂。」但顯然不是所有法律都為了保障我們。如果這就是守法的理由,那我們只遵守那些保障我們的法例就好了。以香港為例,法律諸如「不准燒國旗」就不用守了——因為燒了國旗,這地球不過就多了塊爛布而已,不會令謀殺、搶劫、強暴案增加。另外,如果有人回應說:「我就是不介意天下大亂,你憑什麼限制我打劫的自由?」持此說者可以怎樣反駁他?

  那是因為我們同意守法嗎?就像我們簽了合約今年九月賣樓給小黃,那我當然有理由在九月賣樓。我認為這是正當法律的關鍵。我們生而自由,沒有誰生下來理應管治我們,沒有規則一開始就有權力限制我們。但我們也明白,如果沒有任何規則,我喜歡你的錢就可以拿,你看我不順眼就可以取消我的議員資格、甚至把我殺掉,我們將活得膽戰心驚,身家性命財產都毫無保障。於是,我們約法三章,同意一起放棄部分自由,例如殺人的自由,以保住彼此的頭顱,保障彼此的生活。但如果有人立了約卻不守,那怎麼辦?我們遂授權一批人懲罰違反約定的人,這批人有權配槍,有權動用武力。但請留意,這批人的權力也源自我們,而他們之所以有理由懲罰違約者,是因為違約者當初明明白紙黑字同意守法。那個約定,就是法律——正當的法律。那批有權動用武力的人,就是警察和軍隊——正當的警察和軍隊。以上是我認為法律和警察能算得上正當的唯一情況。[2]

  但香港法律的實際情況是怎樣?情況是我們從來沒有同意過。香港最高的憲法基本法由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起草,據說徵詢過公眾,最後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但我和絕大多數香港人既不是基本法起草委員,也不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員,而起草委員會就算真的認真諮詢了公眾,也不代表他們的起草依據了我們的意願。設想我現在要訂立一套「最基本法」,起草委員是小弟,我起草的「最基本法」第一條是香港人每年要交稅給我,交收入的一半。然後我諮詢你們,比如說我問了八成香港人意見,他們都反對「最基本法」,很好,然後全地球人民代表大會(成員恰好又是小弟)通過這套「最基本法」。沒有人會白痴到認為因此香港人就有理由每年交稅給我吧?不過如果你真的想付,歡迎聯絡我,我為剛才罵你白痴道歉。

  有人也許會回應:「但香港還有個立法會可以制訂、修改、廢除香港法律啊,其中有民意代表。」但一來,立法會有功能組別,不純然代表民意;二來,香港最高的法律是基本法,也就是說,其他法律若違反基本法,則頓成無效。但立法會有權修改基本法嗎?立法會有權提議案,但還是要經全國人大審議,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不代表人民,是常識吧?

  既然香港法律不全為保障我們而設,又未經我們同意,那我們有什麼理由要守?沒有,道德上的理由的確沒有,但現實的利害考慮倒有一個——如果你不守法,又被發現了的話,「差人叔叔會嚟拉你」。什麼?神聖又莊嚴的基本法的權力來源,就是警察的武力威嚇?沒錯,就是這樣,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所以我說基本法和香港法律是不平等條約,是共產黨用槍指嚇我們遵守的。神聖?莊嚴?根本就是骯髒到極。

  好了,我們轉過來審視被譽為正義使者、負責「看守這宇宙」的香港警察。我們是人,警察也是(好似係),為什麼我們帶槍是「藏有攻擊性武器」,警察則能合法佩槍?那是因為法律如此規定。但我上面論述過了,香港的法律並不正當,其權力來源並不合理,依此,警察壟斷武力也是不正當的,因為我們沒有同意過。以前,政府付錢給警察是要他們除暴安良,警察因此披上了正義使者的外衣,但嚴格來說,其性質不過是一支私人傭兵,香港政府付了錢,要他們對付誰,他們就對付誰。到近年市民和政府的衝突漸多,尤其是雨傘運動,警察棍打途人、圍踢市民,其本質就表露無遺。大家聽起來有沒有覺得很熟悉?社會上有什麼組織,收了錢就做事,主要工作是用武器毆打恐嚇人?黑社會。香港警察當然跟黑社會仍有分別,他們配備更精良、收入更穩定、前途更光明、敵人更手無寸鐵。

  回過頭說同學和曾鈺成的對答。經過一輪思考,你就會發現那同學問得很有道理:「法律不是人民授權,為何要守?」從道理上講,的確不必守。只是屈於形勢,怕被香港最大的黑社會捉去坐牢,膽小的我只好不燒國旗。那麼曾鈺成的回應是否合理?曾鈺成的反問,組織起來背後的思路如下:

  • 如果(一)「法律未經我同意,我就沒有理由守」,則(二)「銀行息率未經我同意,我就可以打劫銀行」、(三)「港鐵加價未經我同意,我就可以搞革命」。
  • 但(二)、(三)顯然荒謬,並不成立。
  • 所以,(一)也不成立。

  我的回應是:即使(一)成立,也不代表(二)、(三)成立。[3]即使「法律未經我同意,我就沒有理由守」成立,最多能推論出「銀行息率未經我同意,我就沒有理由承受其息率」、「港鐵加價未經我同意,我就沒有理由承受其加價」,而我想不承受其息率和加價,不一定要打劫和搞革命,我不存錢到該銀行、不乘港鐵就可以了。只要我不點頭,銀行息率和港鐵加價的枷鎖就不能套到我頭上。我不存錢到銀行,我不乘港鐵,沒有警察會來捉拿我。我並非生下來就是銀行用戶、港鐵乘客。但香港法律則不同,即使我不點頭,那枷鎖仍然套到我生活的方方面面——大至我適齡就須在學校受教育、要交稅、要一字不漏一本正經朗讀誓言才能當立法會議員(哪怕我有多少萬選民授權),小至我要對警員出示身份證、見綠燈才能過馬路、不准燒國旗。如果你仔細想想,法律的枷鎖確實深深影響我們的生活。設想某甲父母是不世文藝奇才,如果某甲不必受正規教育,整個童年少年都幼承庭訓,其人生可能全然不同。而偏偏,這套深深影響我的法律,不是我能選擇守或不守的。如果我不守法,共產黨轄下的僱傭兵就可以捉我去坐牢,坐牢前說不定還拉到暗角拳打腳踢一番。我並非生下來就是港鐵乘客,但我生下來就是香港居民。我只能心不甘情不願地守那「神聖」的基本法。除非我有曾鈺成的收入,那我還可以考慮移民。又除非我有曾鈺成的品格,惡棍用槍指著他,逼他做這做那,他還可以做得心甘情願、理直氣壯,甚至還樂意舔舔惡棍的腳指,指責想反抗惡棍的年青人。知足常樂,明哲保身,此之謂也。

(文首漫畫是 Gunduz Aghayev 的作品,蒙他慨允轉貼,不勝感激,如對其漫畫有興趣,可點這裡。)

[1] 由Lai Po Wa 引述,見這裡

[2] 這當然並非我想出來的,詳見洛克的《政府論》和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另,有人認為法律正當性毋須建基於實際同意(actual consent),只須假設同意(hypothetical consent),即毋須我們事實上簽過合約肯認該法律,只要「如果給我們選,我們都會簽」就可以了。我不贊同,所以沒在正文提及,但這要另文討論了。

[3](二)、(三)事實上是否成立,也就是打劫和搞革命是否真的那麼不合理,可另外討論,但與本題不直接相關,我就在此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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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風

自出娘胎起就在香港攻讀吃蛋之學,於芙蓉蛋一道鑽研尤深,更曾負笈東瀛與當地學者就蛋包飯、親子丼等課題交流,不離地又兼具國際視野,某垃圾台「在地同行,跳躍飛騰」之標語,用來形容我才對。不肚餓時就想想哲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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